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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西北诸省是我国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而同治元年(1862年)以前，陕西省又是西北诸省中回族人口分布最集中的省份之一。据《中国人口·陕西分册》，1850年陕西人口总数为1210.7万人，而《秦陇回务纪略》卷1谓“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 所谓“民七回三”亦为大略之数，以此为基础来推1862年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万——200万。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署理陕西巡抚毕沅在奏折中谈到陕西回民情形时道：“查陕西各属地方,回回居住较他省为多,而西安府城及本属之长安、渭南、临潼、高陵、咸阳及同州府属之大荔、华州,汉中府属之南郑等州县回民不下数千家,俱在巡抚衙门前后左右居住,城内礼拜寺共有7座,其最大者系唐时建立。西安回民大半耕种、牧暨贸易经营,颇多家道殷实,较其他处回民稍为体面”到19世纪中叶爆发回民起义时陕西渭河两岸到处都是回回村庄和堡寨，甘肃东部的宁夏至平原千余里，也尽是回族村庄，西部的河州（今临夏）、狭道州（今临洮）、清水、张家川、河西、西宁、大通、民和、化隆、门源等地也都成为回民聚居的地方。
　　
　　中国回民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格局，自形成之时，就于汉族同处一地，由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使双方的误解，隔阂日趋加深。特别是西陕甘地区“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眦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 回、汉两族对于这种因习尚绝殊而导致的“龃龉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咸丰八、九年间，有些县分就发生大规模的回汉持械殴斗的事件。 然而，清政府却利用这种矛盾，采取以汉制回的政策，处处偏袒汉人，“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此外，在政治上回民也受到重重压制，“刑部自宪庙以
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 左宗棠在分折这次战争的起因时亦指出，“陕回之祸由于汉回构怨已久，起衅之故实由汉民。”
　　
　　晚清太平天国起事后，各地都兴起了团练，俗称为勇。清代的勇与兵有严格区分，勇是团练即民兵，兵是正规军。咸丰末年，为了对付太平军，河南巡抚严树森曾招募了六百名陕西回勇往开封协防，事毕后回陕遣散，为陕西团练大臣张芾所留用。适逢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勾结捻党，在同治元年从河南经由武关入陕西，陕西大乱，这批被征的回勇乘乱散走。一批原籍同州、散伙归家的回勇走到华州（今陕西华县）圣山小张村，有个回勇看上了村边的竹子，主人姓王的园主商定，每斤铜钱20枚。正在砍竹子时，主人的父亲来了。老头得知卖竹子的情况后，觉得价钱低了，想反悔。但是，老头不是责怪自己的儿子不会做买卖，而是诬陷砍竹子的回勇是偷竹子，双方发生了冲突。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冲突，竟然导致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乱。
　　
　　按照当地官府的规定和民间的习惯，一旦发生盗抢案件，有“鸣钟告警”一说。竹子买卖双方发生了冲突，按主人的一面之辞是“偷”而不是“买”，打盗贼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于是，随着鸣钟聚集而来的当地团练，不分青红皂白就大打出手，一下子打死了两名砍竹子的回勇。这一下，麻烦接踵而来。
　　
　　被打死人一方的回勇，当然不服气。但是，这些回勇还算通情达理，他们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到华州官府去告状，希望官府能主持公道。而当时的华州知州濮尧则认为是回民“越界砍竹”恫吓说，“尔回子与长毛勾通谋反。打死一回即少一贼”不但不追问被告打死人命责任，反将告状的回民重责数百，赶出州衙。并且声言：“向后回伤汉民一以十抵，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刘东野《壬戌华州回变记》）知州的话语，在传播中，被变成了“打死回民不必经官”，无疑是火上加油。说起来，这些回勇也不是想闹事。地方志记载这次冲突道：“官长不为伸理，且为汉人作主，有打死回民不必经官之谣。当此之时，回民亦俯首帖耳，不为少动。”（《华阴县续志》民国21年本）
　　
　　华州衙门的捕快班头秦英，也是个回民，对知州大人的偏袒极为不满。于是，秦英有心帮这些受了冤屈的回勇一把，他把回勇带到城外的回民村居秦家庄，与村里的回民一串连，打算结队到州衙请愿。至此，回民尚没有反叛的打算。 “亦俯首贴耳，不为少动”，但待到太平军进抵渭南赤水镇，华州团练邀约华阴乡团齐集华州，准备合力堵御，秦家庄回民情愿的消息传开，就变成了“回回要造反”了：“回民将作捻匪（太平军）内应，必先除去内患，然后再堵贼匪。”
　　于是二华团众，开至华州回民聚居的堡寨棗秦家村，称“回民造反，先行剿洗”，秦家庄被团练血洗，又放火烧毁了秦家村清真寺及周围的回民村庄。事情便越闹越大。 华县卷三云：“回族冬春牧羊，践踏田禾，与汉人冲突。咸丰八、九年，械斗尤烈。自回族在圣山砍竹，州牧濮圭又右汉左回，堂谕云：‘汉伤回民，十以一抵，回伤汉民，一以十抵。’快班头秦英，回族也，忿忿下堂，谋变愈急。嗣后华山团长白祥生，合渭邑团长张映兰，缉诛回民十七人于麦田。诛回谍于白泉铺，回民纷纷北渡，秦家寨，也家滩焚烧一空,遂有回族大祸。”
　　
　　此后，渭南的冯元佑带领万人团，“将回村不分良莠，一概剿洗”。华州、华阴团练剿洗了秦家村一带的所有回村，又四处递鸡毛传贴散发：“陕西不留回民，天意灭回，必将回民歼除净尽，回房烧毁不留”这样，汉民称“回回造反”，回民说“汉人灭回”，一场残酷剧烈的民族冲突开始迅速蔓延。 　　
　　据《秦难见闻记》记载：“先是同州（今大荔）所属地方见回即杀。自宝绅格杀勿论之告示出，于是霸桥、斜口、新丰、水沟、蓝田一带，亦如同属”。巡抚令“曹继堂往东劝谕，至斜口见奸民（团练）气势凶恶，截杀往来回民，因谕之曰：‘汝等不享平安，而多杀无辜，此取祸之道也。一旦回民复仇，汝其无噍类矣。’答曰：‘我等众逾十万，粮支数年何怕之有。’ 　　
　　五月十六日,清廷派原任江西.安徽巡抚兼陕西总团练张芾携同西安回绅马伯龄，临潼知县缪树本、绅士将若纳，和其侄孙张涛等，前往渭南等处“安抚”，张沛等随带团练20余人，由省城出发，经高陵至临潼，再由新丰渡渭河，于到临潼县境之油房街后，召集回民进行劝谕。结果谈判破裂,回民杀死张芾（张芾是去平抚回民的，却在轿子里放有“剿回”的传帖）.于是汉民和回民之间的武装仇杀沿渭河流域迅即展开。 　　
　　关中各县，有的是回民先起来反抗汉民，有的是汉民团练先起来洗劫回民，整个关中东部，处于民族仇杀之中。如渭北的耀州、富平、高陵、同官，是汉民先向回民开刀；而临潼、渭南、同州、大荔、华州、华阴一带，则是回民占了上风。陕西西安、凤翔二府,及其它州县的回民被成县成乡成村的遭到屠杀,有些县城内,所有回民无一幸免.而回军所到之处,也是生灵涂炭,烧杀抢掠,伤及无辜.整个关中地区,在腥风血雨之中.
　　
　　
　　（二）陕西回乱
　　
　　陕西回乱初期有三个中心：一是东府大荔同州一带；二在西安的北部的三原、高陵；三在西府凤翔附近。回民首先在东府大荔县八女井、羌白镇、王阁村和渭南仓头镇发。之后战火蔓延到渭南、华州、华阴、大荔等州县。接着回乱很快扩大到西安府的临潼、三原、高陵、泾阳、咸阳等县.
　　六、七月间，西安附近的回民在西安城郊同清军及地方团联进行了激烈战斗，在金胜寺全歼梅锦棠团联。回民军占领六村堡后，团团围困西安城。西府包括凤翔、岐山、宝鸡三县,过去有回回三十六坊,也跟着起义了.其中风翔回军围困府城长达十六个月之久。
　　 　　这样回军自东向西，席卷了整个关中平原，声势浩大，回军发展到三十万人左右。
　　 　　陕西巡抚瑛棨带着绿营兵和团练驻扎在西安城内，被回军所围困。清廷派直隶提督成明率京兵2000赴陕围剿。八月，成明被回民起义军围困在朝邑城内。九月初，胜保为钦差大臣，率步骑8000人，由洛阳入潼关进剿。十二月,清军失败,胜保被清廷赐死,一八六三年一月,清廷又派多隆阿为钦差大臣赴陕围剿.多隆阿原来是一名八旗军军官，因胡林翼的提拔而升任湘军将领（在他麾下的那一部分湘军名为楚勇）清军由东向西对起义军的重要据点发动进攻,在八月间打破了对西安的封锁，把回民赶到了陕西西部。十月,渭城决战后,回军撤入甘肃境内。 　　
　　
　　回军自同、西二府失败以后，分两路撤退，一路经礼泉、乾州而达州；另一路经兴平、户县而达周至。前一路到州后，一部分南下凤翔,与凤翔府的回民联合作战。后一路希望与太平军联合，没有成功。所以最后都到了陇东的董志原。　 　　　 　　　　
　　回军原来有东府十八大营，凤翔三大营，头目基本都是阿訇。到了董志原以后，成立新十八大营。十八大营没有总头目，各自为政,谁也不服谁，形同一盘散沙。 　　　　
　　为配合西捻军在陕西的军事行动，一八六七年又从董志原大规模返回关中和陕北.进入关中地区的回民军在眉县与西捻军达成协议：西捻军东攻同、朝，回民起义军围攻西安。因西安清军防守甚严，两军联合东进，经咸阳、泾阳、三原、富平，到达同州、朝邑。旋又西进围攻西安，转战蒲城、富平、三原一带。
　　　　
　　回、捻联合抗清局面形成后，清廷命令左宗棠迅速入陕。左宗棠制定了“先秦后陇”和“先捻后回”的反动方针，妄图把回、捻军消灭在泾渭河之间地区。九月，联军进入陕北，并建立临时根据地，后因双方不能有效合作，西捻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回军又回到董志原。
　　
　　
　　回民军在董志塬转碾三年。在这里，回民仍以务农为主。遇到清兵来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完全是游击战。后来清兵攻势越来越紧，十八大营合并，成立四大营。守不下去了，就向宁夏金积堡撤退，与马化龙回合。
　　
　　甘肃回民首领马化龙不能很好的与陕西回民军合作，陕西回军到后，马化龙心存戒心，回民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陕回民军向他借粮，粮价涨到三十两银子一斗，直至发生人吃人，狗吃狗的地步，人民饿死病死的无数。正值清兵来攻，马化龙与清军相约：金积堡的回兵以草腰为号，官兵见了不杀，光杀陕回；白彦虎看到这种情况，实难支下去，就向河州突围，后又转到西宁、肃州、哈密、乌鲁木齐等地，其他大部分回民军在金积堡向清营投降。随白彦虎的部分回军后在西宁又一次投降。第一次投降的回民被左宗棠安插在化平 (泾源)及平凉、静宁南北二塬。第二次投降的回民被安插到张家川泾源新民乡。（左宗棠对回民实行"剿抚并用"的方针,回民起义军如果愿意放下武器,就地安抚.所以陕西回民投诚部队都被安置在甘肃、宁夏境内.陕西东府回民大体被安插在宁夏泾源三川,在甘肃平凉的大岔河也有一部分.耀州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北原和南原四十里铺,又一部分到了泾源、凤翔府三十六坊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为多,也有一部分到了会宁、渭城一带的回民被安插到平凉的白水、甲积山沟和下阳家。随白彦虎逃到俄罗斯的基本都是西安府的回民，西安府的回民在平凉、华亭县等地也有一部分，在白彦虎沿途经过的地方也安插了一些人）
　　
　　(三）白彦虎
　　
　　白彦虎小名白素，经名穆罕默德·阿尤布。他确切出生年月应该是１８４０年５月２５日，去世的日子是１８８２年７月２６日（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去世时，白彦虎年仅４２岁，正值壮年。
　　关于白彦虎的出生地与籍贯争论最多，说法不一。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５７年，西北大学马长寿先生曾带领助手，对陕甘两省１０余县市回族各界人士进行调查。在他们的调查资料中，有关白彦虎籍贯及出身的说法很多：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４日，西安回民、５９岁的惠登鳌说，白彦虎是长安首帕掌的农民；３月２５日，西安洒金桥回民马实轩讲，白彦虎是长安叶护壕家的农民；１９５７年７月６日，平凉回民马长有对调查人讲，白彦虎是咸阳人；平凉回民苏梅轩讲，白彦虎是彬州白吉原人，农民出身；平凉拜长清认为白彦虎是西安人，屠户出身；甘肃径源县吴德正老人（时年９６岁）提出白彦虎是西安自家湾人；径源另一回族吴姓老人又提出白彦虎是长安碌靖堰人，１８岁就挂了帅。从上述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马长寿先生的调查中，多数意见肯定白彦虎是西安人，农民家庭出身。这是４０年前有识之士及时实际调查出的宝贵见解及史料。
　　目前，在我国学术界及民间，有关白彦虎籍贯还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是径阳人，一说他是大荔人。第１种说法是由新疆马彦虎提出的。１９８６年７月，马彦虎在新疆伊宁访问了白彦虎嫡孙白万喜老人，得知白彦虎是陕西径阳人，弟兄２人，有５个儿子。白万喜１９３８年肃反时才从阿拉木图返回中国定居。由于他是白家的第３代传人，青少年时代又在苏联度过（回国时２８岁），故他讲的径阳人就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并广为流传。
　　第２种说法是由大荔县一位回族老人马喜民提出的。他说小时候听老父亲讲，白彦虎是大荔白家寨人。白家寨一度叫龙虎寨，就是当地回民为记念白彦虎、白彦龙弟兄俩而起的名。
　　马喜民认为径阳当年不是起义重点，距大荔４０公里处白家寨（在羌白与下店之间）有处镇风宝塔，那里是当年起义的中心。他还讲，大荔一带许多回族老人都知道此事。他的讲述没有史料可查，但也算是一种说法。
　　就白彦虎的籍贯问题，有一份资料十分可贵，即波雅尔科夫写的《东干起义后记》。该书出版年代大早，１９０１年在阿拉木图出版，已无法找到原著作了；但可喜的是该书手稿现珍藏于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中。白彦虎第６个孙子几经周折，才获得了这部宝贵手稿的复印件。尽管手稿中错字很多，有些地方也不清楚，但其价值却十分难得。因为波雅尔科夫是当年回族移民定居地七河省省长，他对东干人的历史及习俗十分感兴趣。当年东干人不识俄文，汉字也不会写，故波雅尔科夫的著作就是最早纪录东干人历史的最珍贵的文献史料了。
　　该手稿第１０页上第３部分专讲自彦虎。关于白彦虎出生地点，他这样写道：“还没有充分的资料来确定白彦虎的出生地。一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北京，一些东干人说他出生在西安府王集村。第三部分东干人说他出生在陕西的城固县，因为他的父亲曾在城固当过官。”“有趣的是白彦虎的儿子也说不清其父亲的籍贯。”
　　根据波雅尔科夫的文字资料，白彦虎出生地就是西安府的王曲村。他的爷爷是农民，他的父亲不是农民，而是一个小官吏。白彦虎的父亲在北京、城固县及西安府都做过官，这可以从白彦虎的青少年经历中了解到一点线索。而且，白彦虎兄长白彦龙曾做过清朝的武举人，年轻时白彦虎也曾在清军中当过兵，这都与他们的家庭背景有关系。白彦虎几个孙子说，他们只记得老人讲，他们老庄子在一条小河旁，河上有座小桥，他们故乡有一座砖木结构的塔。１００多年了，他们根本说不清白家的籍贯。白彦虎·六娃到西安来过两次，他只有到别人说的径阳去寻根了。关于白彦虎青少年时代的史料很少。波雅尔科夫讲，白彦虎小时候在北京上过几年宗教学校，但识字不多。还有的东干老人讲，白彦虎根本就不识字，因为他小时候只爱习武，不爱读书。看来第２种说法有问题，因为他总归还是念了几年书，有材料证实，进入俄境之后，白彦虎还带着一些汉字书籍。
　　据查，白彦虎青少年时代是在北京度过的。１８５９年，１９岁的白彦虎被选为北京一个大区的宗教主管。据白彦虎儿子回忆，当时白彦虎是以全票当选的，这足以证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在穆斯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该区宗教活动中，他已显示出极强的组织才干。众人评价他办事公正，精力过人。他忠于自己的民族，很少考虑个人。他家常济穷人。
　　１８６１年，白彦虎被征入伍。这时，清军已对反帝反封建的太平军实行残酷的镇压，白彦虎为自己这段历史悔恨不已。６０年代一份《苏联回民报》曾刊登一份资料，讲述了白彦虎这段经历。文中讲：白彦虎过俄境后，曾多次向人讲过他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在清军中干得时间不长，他就返回故地西安府，正好碰上陕甘回族反清起义，他毫不犹豫地投入到这场斗争之中，并坚持战斗到最后，成为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中最坚定的分子及优秀的代表人物。起义时他年仅２２岁。直到１８８２年去世，他的后半生都贡献给了这场反封建的斗争了。
　　当年曾经见过白彦虎的波雅尔科夫这样描述白彦虎：“他是个中等个子，宽肩膀，身体十分健壮，目光炯炯，反应机敏。他浑身好象有使不完的劲。”“他的脸上有几道伤疤，好几处伤疤互相交错着。这些伤疤不但没有影响他的美观，反而使他更加威武。”“白彦虎穿的是亮黄色丝绸衣衫，属地道的中国款式。他的体形、他的步伐反映出他很有自信心。”“他的目光透出了一种智慧，他的整个外表是典型的中国汉子。他的脸型也很有特点”。
　　波雅尔科夫从文字上描述了白彦虎的外貌及气质。现在住在营盘的白彦虎第６个孙子六娃家中珍藏着一幅白彦虎水粉画像。从画像上看，白帅膀阔腰圆，浓眉大眼，身披大斗篷，留一长辫子，头戴小白帽。营盘人都说，现任营盘中学校长的白彦虎第３个孙子酷象其祖父。这幅珍贵的画像是家住北京的一位清朝官吏后代保存下来的，１９９２年由北京一位回族作家转赠给了白彦虎·六娃。六娃从北京返回时，全营盘人都出来迎接白帅的遗像，场面十分隆重感人。据说，这幅画像是当年清王朝通缉榜文上的画像。
　　
　　
　　
　　
　　（四）金积堡之战与甘乱的平息
　　 
　　陕西回乱之初，甘肃回民即纷纷响应。1864年初，陕西回民陆续进入甘肃，回军声势更加壮大。在和清军的反复斗争中，甘肃地区逐渐形成了四个反清斗争中心：马化龙领导的以金积堡为中心的回军地区；马占鳌领导的以河州为中心的回军地区；马文禄领导的以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回军地区。在回民军的打击下，清王朝在甘肃的统治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陕甘总督杨岳斌、刘松山部老湘军在回民军和进入陕西的西捻军联合打击下，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1862年秋，宁夏平远所(今属同心)回民马兆元为反抗官府勒索发动起义，汉民也主动参加。不久马兆元被回族上层诱杀，宁夏回民军攻占宁夏府城(今银川市)和灵州城(今灵武)，世居金积堡的伊斯兰教新教大阿訇马化龙被推举为抗清首领。马化龙（1810－1871年）系宁夏灵州（今灵武市）人，少时在伏羌马二阿訇和山东金阿訇门下学习阿文和伊斯兰经典教义，学成“穿衣挂帐”为阿訇后，与其弟务农经商，曾捐得千总武职。1849年继任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第五代教主，遂开始振兴哲派的活动，把哲赫忍耶门宦推向了鼎盛时期。时清王朝政治腐败，施行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政。同治二年1863年）马化龙响应云南、陕西回民反清起义，率灵州一带500堡寨回民起义，自卫保教，成为西北回民反清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他以“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之名，坐镇金积，指挥宁、灵、平、固、秦、伏等地起义军，左右西宁、狄河、肃州及陕回各路大军。
　　 由于杨岳斌对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没有办法，清政府另派闽浙总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确定了“先秦后陇”的作战方针。 　

　 1867年7月，左宗棠率所部楚军近2万人到达陕西，对陕西回民起义军步步紧逼，各个击破，使陕西回民起义军损失惨重。

 　　 1868年11月，左宗棠以陕西大局已定，便加紧进行进军甘肃的各项准备，拟定“三路进兵之策”，分三路向甘肃进军： 　　 刘松山率部由绥德西进，直指金积堡，是为北路；李耀南、吴士迈率部由陇州、宝鸡趋秦州，是为南路；左宗棠和刘典率军自乾州经邠州、长武赴泾州，是为中路。其中，北路是重点进攻方向。

　　 金积堡位于灵州西南25余公里，东通花马池，南通固原，西靠黄河，是马化龙部回
民起义军的中心。
　　 左宗棠在作好一切准备之后，便大举向甘肃回民起义军进攻。
　　 1869年秋，北路清军刘松山部进抵灵州，9月8日攻占吴忠堡东西的郭家桥。中路清军则由固原、平凉北进，左宗棠进驻平凉，从而形成对金积堡的大包围态势。
　　 在南线，清中路军占领预望城、黑城子、李旺堡等村堡，守卫该地区的陕西回民起义军纷纷向西撤离。甘肃回民起义军马万春部无法阻止清军前进，同心城、韦州堡一带起义回民大部投降清军。中路清军于11月中旬进至金积堡西南秦渠一带，距金积堡仅5公里。
　　 北路刘松山部在中路清军策应下，夺取灵州城，打通了后路，从而完成了对金积堡地区的包围。
　　 从12月起，清军在金积堡外围与起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清军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相继攻占了吴忠堡周围和金积堡北面的堡寨。回民起义军依托秦汉二渠，挖壕筑墙，步兵凭墙防守，骑兵则主动出击，忽东忽西，不断袭击敌人。12月11日，总兵简敬临率楚军突入回民军阵地，被起义军包围，士卒死伤甚众，简敬临等也被击毙。
　　 但是，起义军的处境非常困难。金积堡东西两面的险要地永宁洞和峡口均落入清军之手。峡口在堡的西面，是黄河青铜峡口，也是秦汉二渠的渠口，永宁洞是山水沟（今山水河）通过秦渠涵洞的地方，秦汉二渠在此汇合，北流至黄河。 　　 1870年2月12日，起义军从河西履水过河，夺回峡口，并打败前来进攻的清军。 　　 与此同时，回民起义军在永宁洞方向也发动进攻。 　　 1870年2月9日晚，起义军千余人从金积堡东南突然进至秦渠南，占领石家庄和马五寨几个村堡，抢修防御工事。石家庄扼秦渠之要。刘松山得知石家庄被占，连夜率部来攻。起义军退至马五寨继续抗击。2月14日，刘松山在进攻马五寨时中弹而死。
　　 清军进攻连连受挫，士气日低，起义军乘机发动反攻。起义军一部由马正纲率领由宁州、正宁进入陕西三水，马朝元也率部由金积堡出宁条梁（今陕西靖边西），两支队伍在甘泉会合，东攻韩城、郃阳。与马化龙有联系的河州、狄道回民军也攻占渭源，直逼巩昌，使甘肃战局为之一变。形势对起义军十分有利。
　　 但是，由于起义军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各自行动，不能有效地协同配合，所以有利形势逐渐丧失。进入陕西的起义军在清军的追堵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只得退回甘肃。在金积堡地区，马化龙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几次向清军“求抚”，遭到拒绝后，又分兵四出，没有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对永宁洞水口的几次进攻也未得手。
　　 起义军的失策，给了清军调整部署的时间。左宗棠一面调兵截击入陕起义军，并奏调郭宝昌进攻花马池、定边，以打通金积堡东路粮道，一面命刘松山的侄子刘锦棠接统老湘军，重新组织对金积堡的进攻。刘锦棠一面加强对永宁洞的防守，一面在黄河两岸夹河筑垒，保护河西通道，并将灵州至吴忠堡之间堡寨逐一攻占。
　　 为从南面进攻金积堡，左宗棠命令黄鼎、雷正绾率中路军夺取峡口，并攻占金积堡西面汉渠内外20余座起义军营垒，直逼金积堡西南的洪乐堡。
　　 在清军的大举进攻面前，起义军毫不畏惧，顽强抵抗。清军付出了沉重代价，才攻下金积堡周围各堡寨。清军在金积堡四周挖掘长壕两道，壕深几米，宽十几米，壕边筑墙，高达丈余，两壕一防堡内起义军突围，一防堡外义军救援。清军沿壕分段驻守，金运昌部驻北面，刘锦棠部驻东、南两面，雷正绾部驻西南，黄鼎部驻西面，徐文秀部驻西北面。
　　 在清军的严密包围下，河州回民起义军派出的两支援军被阻截，金积堡防御形势日趋恶化。
　　 1870年12月31日，起义军粮尽援绝，陈林率部分起义军向黄鼎、雷正绾“求抚”。6天之后，马化龙亲赴刘锦棠营中请降，表示愿以一人“抵罪”。马化龙及其子马耀邦向清军交出各种火炮56门、各种千余杆，并写信向王家疃庄的回民起义军劝降。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十三日，马化龙与亲属及反清首领共1800余人被清廷残酷杀害。罹难后，清廷将其头颅遍示全国各地达10年之久。教民为纪念马化龙殉难，尊其为“十三太爷”卿同治十年正月十三日被害之意），并在吴忠设立拱北纪念。
　　1871 年3月2日，清军攻入王家疃庄。金积堡之战遂以起义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金积堡是陕甘回民起义的核心堡垒。金积堡之战的失败，使整个西北地区的反清形势受到极大影响，清军从此掌握了西北地区的主动权。金积堡之战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起义领袖马化龙出身于回族上层，他的反清主要是为了保持和加强其原来的宗教、政治特权和经济地位，并不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因而没有提出鲜明的政治口号，更没有斗争到底的决心，时时想“求抚”，最终还是请降，这是金积堡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二是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力量分散，形不成强大、集中的打击力量，各部之间的协同也不好。所以往往是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当然，作战指挥上也有原因可找，
没有抓住有利战机适时集中兵力夺回永宁洞水口就是一大失策。
　　 清军方面则比较成功。左宗棠针对西北地区的地理特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完成对金积堡的包围后，又成功地使用深沟高垒阻断了起义军的内突外援，迫使处在绝境中的起义军“求抚”。但是，清军的胜利也是付出了代价的。在这次作战中，清军 “死伤山积，屡失大将”，仅刘松山部老湘军，官兵死伤千余人，因伤致残两千余人。
　　 左宗棠承认十多年来“剿发平捻”，所部伤亡之多也没有超过这次作战的，可见清军损失之重。
　　
　　1871年秋，左宗棠进驻安定(今定西)，湘军数十营进逼河州，以马占鳌阿訇为首领的回民军沉着应战。在河州外围太子寺一带抢筑坚墙厚垒，配备数百名回族和东乡族、撒拉族的优秀射手轮番狙击，清军伤亡惨重，溃不成军，丢弃大量器械物资。马占鳌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前途未卜，乃力排众议，乘胜求抚，换得左宗棠的信任。马占鳌、马悟真、马海晏等被编入清军马队。
　　
　　1872年秋，以马桂源、马本源兄弟为首的青海回族、撒拉族武装与白彦虎、崔伟等陕西回民等在西宁以东大峡小峡一带并肩抗击清军的进攻。由于清军进攻循化，西宁回族士绅动摇求和，使起义军腹背受敌，白彦虎北退大通又转向河西，马桂源兄弟退往循化，失败被杀。
　　
　　回族猎户马文禄从1865年起领导肃州(今酒泉)回民坚持自卫抗清，牵制了河西的清军。1873年春，白彦虎由青海退到河西，曾与马文禄协同拒守，由于清军的追击，白彦虎被迫出关，马文禄坚持到九月，援尽粮绝，被迫出降。左宗棠纵兵屠城，结束了甘肃地区最后一役。
　　
　　
　　（五）退入新疆
　　
　　
　　1866年，白彦虎被推选为回民义军十八大营元帅之一，年仅26岁，1868年3月，回民十八营改编为四大营，分别由白彦虎、马正和、禹得彦、崔伟率领。1866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陕甘总督，1867年又出任钦差大臣，亲率12万清军入陕，并动用了12个省的银饷、5个海关的关税共计白银4000万两，还向英国洋行借了220万两白银，购置大量洋枪洋
炮镇压回民起义。此后，与左宗棠斗争最坚决的就是白彦虎。双方人力财力对比悬殊，绝非一个档次。
　　从1867年8月左宗棠入陕至1873年11月清军攻占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最后据点，在这6年中，18位元帅里有7位战死沙场（马正和、杨文治、张四明、王明章、沙学德、赫明堂、冯君幅），有9位投降清朝就抚（禹得彦、崔伟、余彦禄、蓝明泰、阎兴泰、邹保和、陈林、马生彦、毕大才），马长顺随白彦虎出嘉峪关之后下落不明。可见，1871年12月肃州失守后，18元帅中只留下白彦虎一人了。1873年西宁失利之后，为了民族生存，崔伟、毕大才、禹得彦等实力很强的几支回民义军纷纷投降了清军，有些人甚至成了镇压回民起义的帮凶；但白彦虎却决心抗争到底，不怕孤军作战，表现出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据史书记载：“西宁、陕西回之就抚也，白彦虎独迁延观望。”“陕西回军领袖崔伟等人降清后，唯白彦虎一起狡黠异常，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军所容，虽亦托词乞抚，而责其呈缴马械，则迁延发展，观望不前。”这段史料证实白彦虎在西宁失利之后的斗争策略及坚决态度，但其中有一句分析不对，即“自知罪孽重大，虑不为官兵所容”。应该说，白彦虎忧虑的是整个回民起义的事业，忧虑的是他部下的那些广大妇孺老幼。据马长寿调查资料，“在西出嘉峪关之后，有人劝白彦虎投降，他就表示过：“我的头可断，可这些广大老幼将如何？”《苏联回族报》上也提到了在过境前夕的一次集
会上白彦虎的同样表态。可见，白彦虎决心血战到底不是只为个人安危，而是为民族生存及移民群体的安危而着想。没有这个思想基础，就没有他那种超人的意志与胆略。 　　1873年4月，白彦虎亲率陕甘回民军余部进入新疆，后4年便是他一人率军作战。
　　1874年初，陕甘回族起义军实际上只留下白彦虎一支部队了。当时，左宗棠向北京报告：肃州大捷之后，在西安、敦煌、玉门、疏勒河一带只逃脱7000名回民军。据俄国另一学者讲：“在肃州（今甘肃酒泉）8个月围困中，清军共杀害回民两万人，在西宁杀了9千人，在金积堡杀害回民5万人。”现存新疆图书馆的《伊米德史》上册第86页上讲：“回历1292年（公历1876年），有消息讲从兰州方向串来了大虎、小虎两名赫赫有名的东干（回民）。他们率领三万名骁勇的东干巴图鲁（英雄），进入吐鲁番一带。”看来，进入新疆的仅白彦虎一支队伍无疑，人数在3万以上。据营盘老人对笔者讲，进入新疆的回民义军及家眷总人数在7万－8万。应该指出的是，这时候的白彦虎部队已经是陕、甘、宁、青及新疆回民起义军的联合部队了，还有一些不愿意留在关内受安置的回民赶到了新疆。
　　西出阳关之后，回民义军十分困难。茫茫戈壁，水源极缺，人烟稀少，沿途死伤人不少。据东干老人回忆，当时为争夺一口水井，义军与清军要经过几番争夺，双方都要死人。沿途也有走不动而掉队的。至今，在酒泉、哈密、昌吉、清水、焉香、巩留、伊宁、霍城一带，仍有些操陕甘方言的回民乡庄，乡庄的人就是当年掉队的回民义军后代
。
　　进入新疆境内之后，陕甘回民军已无战斗力，只有择路逃生，而清军穷追不舍。清朝调集重兵准备将义军倾族剿杀。到1876年初，左宗棠已集结西北各路清军140个－150个营，计6万－7万人，投入一线兵力80个营，近4万清军，从凉州、兰州、海州、哈密四个方向向陕甘义军追来。这时，白彦虎的队伍拖儿带女作战，老少妇孺皆有。据老人回忆，当年义军马背上一边是装娃的背篓，一边是做饭的铁锅。有时饭刚做好，追兵到了，义军将饭锅一掀，用湿泥土一冷却，驮上马背，拔腿就走。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转战几千公里，坚持了10余年。
　　至今，中亚营盘老人中仍流传着《白彦虎杀嫂》的故事。白彦虎部队进入新疆之后
，由于生态条件恶劣，队伍中伤病员太多，义军人心不稳，情绪低落。当白彦虎部队走到吐鲁番与乌鲁木齐之间的一个驻地时，白彦虎的亲嫂在灶房造饭时大发牢骚，埋怨自彦虎不知要将他们带向何处。她一边往灶里填柴，一边发牢骚。正好白彦虎身佩宝刀走到她身后，旁边一批人为她捏了一把汗。她一见白帅，声更高了，白帅一怒之下杀了亲嫂。白帅目的在 于稳住军心，表明宁死不屈，没有退路，只能前进。其兄白彦龙在酒泉中弹身亡，过了不久他又杀了亲嫂。事后，白彦虎三天没吃饭，一个人独自在炕上躺了三天。他后悔，但是 为了这批人的生存，为了民族整体利益，军心及军纪此时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没有他这么个统帅，这支特殊的部队很难坚持到最后，也许只能落个石达开式的全军覆没的下场。
　　
　　应该说，从1873年4月起，白彦虎率部进人新疆哈密之后这4年斗争（1873年4月－1877年12月）是难度最大的斗争，也最艰苦。首先是在兵力对比上，左宗棠清军都是正规部队，且装备精良，人数近８万；而白彦虎部“除老弱妇女外，能战者至多不过千”。其次是恶劣的自然条件。“西出阳关无故人，”“出了嘉峪关，眼泪擦不干，”“一川石头大如斗，风吹石乱满地走，”缺水无食，风吹日晒。没有顽强的意志及超人的精神，这支特殊队伍本本无法保存下来。在西逃路上不知病死饿死了多少逃亡者，流落散失在他乡的义军及家眷也不计其数。可以这样说，白彦虎率部西逃求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
一次万里长征，而且是一次特殊形式的万里长征（拖儿带女，马驮车拉，妇孺老幼者多，负伤体弱者众），也是一次特殊条件下（进人边远地区，历史条件十分复杂，新疆多种政权混杂）的万里长征。难怪到达中亚定居时，中亚各民族都为东干移民的征战精神及受的苦难所感动。这批人大难不死，难以想象的磨难使这批移民的幸存者百炼成钢。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国回民反封建斗争的优秀代表。他们的斗争是近代中国农民起义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主流不容否定。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白彦虎起义部队的非宗教性。当然，伊斯兰教义及伊斯兰精神是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的一面旗帜，宗教在陕甘回民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而且，正是伊斯兰宗教的共同信仰使中亚人接纳并帮助了这批陕甘回族难民。但是，过分地强调这次起义的宗教性，实际上是贬低了这次起义的阶级性及人民性。应该，陕甘回民反清起义是被压迫民族、被剥削阶级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

回民起义自始至终都有汉民参加。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群体里就有一名优秀的汉民代表。他叫李科库，是清朝的一名秀才。此人学问好，爱动笔，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不少日记，这些日记片断现存前苏联列宁格勒国立历史档案库中。据营盘老人讲，这位李科库足智多谋，是白彦虎的一位高级参谋。他对白彦虎影响很大，参与了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
　　在过境后的陕甘回族移民中有不少汉民后裔，他们笃信道教。最初在比什凯克及托克马克还存在过道教所特有的建筑物。苏联东干学者张尚洛（女）在其著作中就列专章论述东干移民中道教分布情况。据她记述，在1878年东干移民定居的七河省有4户道教徒，他们是追随自彦虎穿过俄境到中亚定居的。
　　据《伊米德史》记载，1876年夏，白彦虎同时受到西面阿古柏军和东面清军夹击，败退玛纳斯。同年秋，玛纳斯再败难逃。当时白彦虎处于东临强敌，西遭堵截，北去遐荒的窘境，而他及其所部又誓不降清，只有选择利用阿古柏借南路逃亡的一条出路，故又同阿古柏结成形式上的暂时联合。阿古柏对白彦虎“遇之甚倨，勒其部傍三城以居”，而白彦虎则“给其（指阿古柏）死党与土回坚拒官军，自观成败，伺间脱走”（《平回志》卷七、《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301）。同时，白彦虎还曾派人赉金银财货向俄属中亚疏通买路，相传拟逃往阿拉伯麦加。其间白彦虎虽曾防守吐鲁番，但
闻阿古柏军达坂城失利，即弃城退至库尔勒。1877年7月，清军统帅刘锦堂按照清廷“毋任釜底游魂，再行漏网”和“要须阵前（对白彦虎）殪毙，乃为了局”的严旨，对白部发动了最后的强大攻势。白彦虎遂下令凿决开都河阻敌，旋即率余部经库车、阿克苏、乌什至喀什噶尔。
　　
　　1877年12月，白彦虎部撤到喀什，清军步步紧逼，白彦虎率部且战且退。这时前有高山峻岭、异国他乡，后有数万追兵，手持屠刀。1979年一份《苏联回族报》上登有一则回忆录，讲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情景。过境的前一天晚上，义军一起商讨出路，彻夜未眠。白帅想自首，以保全众人性命。但此路不通．因为左宗棠已放出话来，白彦虎部“务必全歼”。过俄境前景未卜，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凶多吉少。况且，此时义军中伤兵不少，老弱甚多。时值隆冬腊月，再爬雪山过境难度太大。在沉默良久之后，一位妇女站了起来，她就是白彦虎夫人，人称白大妈，是白部女兵首领，一路随白帅征战
到此地。她站起来号召女兵及老弱病伤者留下断后，与大清追兵决一死战，以保精壮兵丁过山，再图发展。她的一席话使众人群情激昂。最后白彦虎决定：派人用重金向俄边防军买路，再决定一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断门绝户，其余人马连夜过山。白老虎一亲侄就留在了境内。
　　
　　 没有过境的部分义军将士四散逃离，四处隐居下来了。等到清军追至中俄边境上无而返后，他们四处追捕逃散的陕西回民。据喀什回族老人1982年时回忆说，当年清军在喀什衔口上摆了300多口铡刀，每天都有几十名被捕义军将士被害。这种屠杀持续了近半个月。这一血腥史实证实了白彦虎的英明决策：若不过境这批坚持到最后的反清勇士们难逃灭顶之灾。
　　
　　陕甘回民义军全部进人俄国境内之后，西北地区回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
　　
　　
　　 白彦虎之 异国他乡
　　
　　
　　（一）恰克马克山口
　　
　　1871年1月初，白彦虎率部退到了喀什西北中俄边境上。这时，前边是高山峻岭，过境去，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后边是手持屠刀的数万追兵。白彦虎作了大难。1989年《苏联回族报》上曾刊登了一篇文章，专门回忆了这段往事。过境前，义军在一起商讨出路，人们彻夜不能入睡。白彦虎想去自首，以保全众人性命，但有前车之鉴，降清的马化龙、马文禄等人无一幸免于祸，此路不通。过境去前方，情况不明，吉凶难测，况且此时白彦虎部队伤兵甚多，老弱病残不少，再爬雪山过境，难度太大；不过境又难逃一死。最后，白彦虎决定；一、派人携带金银财宝赴俄境上以重金买路逃生，二、一
户留一人在中国境内，以防断门绝户，其他人准备翻越雪山。白彦虎一亲侄白玉海（白彦龙之子）留在境内。直到今天，中亚营盘及新渠东干人多数在新疆有亲戚。
　　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里现珍藏着东干人李科库写的几篇日记，详细记述着当年东干人翻越雪山的情况。李科库是当年白彦虎队伍中的一位秀才，他写的日记被译为俄文，其片段被收进由俄国学者彼雅尔科夫于1901年撰写的《东干起义后记》一书中。他写道：“1877年12月初，我们的队伍到达恰克马克山口，这时，大批清军已经追上来了。隘口很小，我们没有退路了。”“这一带很少有人冬季翻越，即就是在夏季也只有20多天里没有暴风雪。因此，越境走这条路的人很少。”“1877年冬季特别寒冷。这一年，中亚许多地方都遭受暴风雪袭击，牛羊冻死不少。”“山上的雪齐腰深，几乎每天都有暴风雪。有些深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许多人掉下去再也不可能上来了。”“这段山路大约有40俄里（1俄里=1.06公里），对这批东干难民来说，每一俄里都是一座坟墓。”“特别是在翻越海拔１．4万英尺（1英尺=30.5厘米）的多伦山时，困难更大，多数带孩子的妇女、老人及伤病员都没有翻过此山。就在此地，至少有3/4（也有人讲80％）
的回民及喀什人折在雪山上了。”“过山后95％的人手脚都冻坏了，一些老人手脚指头都冻掉了，一些人的冻伤感染化脓，用烂布裹着。”“过境后，东干难民中男人和女人分不清：衣服一样脏，头发一样长。许多妇女穿的是男人的大裆裤。”
　　 据营盘老人兰阿匐回忆说，小时他听爷爷讲，当时吐痰成冰，地冻裂缝，山顶上风雪交加。义军们衣着单薄，腹中无食，饥寒交迫。人们是用刀砍脚窝子往山上爬的。这种行军对那些妇女儿童及老人更是苦不堪言。清朝妇女全缠脚，三寸金莲，走路时全靠双手往前摆，步履艰难。让这些小脚女人爬雪山，其难度及惨状可想而知了。上山，这些妇女是拉着牛尾巴，下山时是往下滚，连滚带爬地下了山。许多妇女滚下雪崖，再也没有起来。至今，中亚营盘妇女中还流传着“大脚蛮，不值钱。”的谚语。（有人讲回族妇女不缠脚，而中亚东干人说，营盘最后一个缠脚女人是1948年才去世的。马长寿
先生调查记录一书中第178页、第430页上都有小脚女人的内容一些人冻得受不了，跳下雪崖，等于自尽了。因此，刚过境的东干移民中女性不多，有好多东干男人娶吉尔吉斯或哈萨克妇女为妻。）“在雪山上白天好过，夜晚特别难熬。女人、小孩。老人都是爬在牛肚子底下过夜的。早晨起来看不见人，只能看见一堆堆雪。天大亮人们才从雪堆里爬出来。有人睡着后再也没有醒来。”“过山时，一位妇女抱的小孩要吃奶，可奶头冻实了，吸不出奶汁来；后来，在牛肚子底下暖了半天，又让几个大人用力吸，才喂了孩子。”。这些传闻逸事东干人传了一代又一代，他们永远忘不了这段艰难往事。
　　
　　 直到今天，夜过恰克马克山口时，老远就能看见片片磷光，俗称鬼火，那都是当年过山义军留下来的遗骸。其景惨然，其情悲壮！隆冬腊月翻越雪山，是东干族形成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最感人的一章。这批人与严寒等残酷的自然条件做斗争，表现出超人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望及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拯救了这个移民群体，而白彦虎是这次过境活动的组织者及领头羊。俄国学者波雅尔科夫1901年在自己的著作中评价白彦虎过雪山时说：“数千人的群体。饱受饥寒之苦，他们实在无法前进了！但是，出于对自己领袖人物白彦虎精神及意志的崇敬，人们坚持活下来了！”“这批幸存者
与极其残酷的自然条件作斗争，表现出超人的精神力量。正是这种强烈的求生欲我大无畏的精神挽救了这批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为的是寻求公正，寻求一个新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平静地生活下去！”波雅尔科夫在谈到这点时说：“东干人翻越雪山时，许多人都无法坚持下去了，但是出于对自己领袖白彦虎精神及意志的崇拜与尊敬，人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走向了困境。”“白彦虎经常出现在最困难的时刻、最危险的地段。他一出现，人们都感到力量倍增。”“白彦虎胸襟开阔，处事果断。他每次都先考虑妇女、儿童及老人们的安危。东干人很尊敬他，都愿听他的指挥。尽管他不是阿匐，但他实际上是这批东干难民的精神支柱及领袖。”这位俄国学者是第一位考察过境的东干移民的学者。他的论述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了东干移民的情怀及思想。
从这里我们看不出白彦虎投敌叛国的痕迹，只看到了一些为谋生存、保性命的历尽艰难的难民群体。他们西迁苦难史感动了中亚许多穆斯林民族。中亚人都称赞东干人过雪山是一次英雄的壮举，称赞白彦虎是“纳伦英雄”
　　
　　 （二）定居营盘
　　
　　过境后的义军情况也不顺利。当年的吉尔吉斯是个游牧民族，十分落后。过境后的回民义军队伍沿纳伦河北上。有一个晚上，当义军在一个小山洼里休息时，吉尔吉斯人包围了这批不速之客，并开枪打人。数十名义军被击伤，一些财富及妇女被抢走。疲惫不堪的义军实在无力还击，陷入困境。这时，义军队伍中有个英雄小名叫铁跛子，左脚有点跛，可身体健壮，力大无比。他见状脱掉上衣，在冰天雪地里光着膀子上前迎敌，吓退了吉兵,吉兵还以为是天兵下凡。退敌后，白彦虎连连夸奖铁跛子，并将其爱女许配铁破子为妻。其后代现在住在距托克马克仅一河之隔的新渠乡庄，已发展为数百人的大家族了，仍以铁跛子为其父姓。据其后代讲，过境后陕西回民中有几个以说书为职业的说书人，把白彦虎率部过境前后一些趣闻逸事都编成小段子，在冬季到处传唱。一些东干老人也给年青人讲述当年的苦难经历，有些孩子在摇篮里就听到过母亲唱的有关白彦虎事迹的儿歌。没有这些说书人，东干移民的最初情况很难传到今天。这些说书段子及口歌儿歌都是些难得的口碑史料。《白彦虎杀嫂》、《铁跛子退敌》及后边的《青龙驮白虎》、《白虎扎营盘》等都是当年的说书段子。为说书方便，他们都把白彦虎称为白帅。
　　
　　1877年12月6日，白彦虎率部来到纳伦。当时，该地是仅有数百人的小镇。直到1985年，纳伦总人口 10600人。回民义军到达此地后找不着粮食，他们用金银也换不来食物，一些东干人只有煮树叶、树皮吃，晚上在露天地里过夜。义军到达第2天，市场物价一下子上涨了好多，头天一普特粮食才卖７卢布，第２天一下涨到７８卢布。当时，纳伦地区遭受暴风雪袭击，口粮、饲料及燃料奇缺。纳伦人对数千名不速之客的到来感到十分突然，地方居民不明真相，当地政府不清楚他们的来历。多数纳伦人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东干人。纳伦镇政府向托克马克县报告，托克马克县长向七河省总督报告。最后决定，扣留东干人的全部武器，就地安置。有些东干人的金银财宝也被没收了。这时，白彦虎命令部属，当地人的命令都要无条件执行，不得发生任何冲突。因为语言不通，无法与当地人交流，矛盾冲突不少。但这种情况证明，纳伦不是这批移民的久居之地，白彦虎决定向托克马克前进。
　　1993年6月，一位老人讲述了东干难民抢渡纳伦河时的情景。纳伦距托克马克160俄里，途中有条纳伦河。义军到达河边时，白彦虎派一名探子前去查看河上是否有桥。探子查看后，讲无桥。白帅大怒，杀了探子。第2名探子查看后，又讲河上有些薄冰，无桥，也被杀。到了第3位，他心里琢磨，无桥也得说有桥，否则难逃厄运。他回报河有桥后，白帅立刻命令部下人马踩桥过河（实际是踏冰过河），并且命令队伍只能前进，不能后退，退回纳伦只有等死。现在看，没有白彦虎这种大智大勇，这支队伍很难支撑到最后。为了保护历尽艰难的难民幸存者，白帅的行为有其合理性——再艰难也得往前行，
爬不动也得爬，否则难逃活命。河水时深时浅，冰薄站不住人，一些人被激流冲走，下流就有捞人的，河滩上一片捞人声。《白帅抢渡纳伦河》的故事一直传到今天。至今，东干人仍把纳伦河叫“拿人河”，取其谐音。到纳伦后，由于生存条件太差，仅在几天内，义军就死了10数人，他们死于饥饿及伤病。
　　1878年1月下旬，东干移民到达托克马克。东干人领袖白彦虎率几名亲信及他7岁的小儿子提前到达托克马克，并带重礼去拜见托克马克县长。县长看到他们衣衫槛楼、疲备不堪的惨状，决定赠给他们四大车粮食。这是东干难民过境后获得的最宝贵的援助。对这批历尽千难万险到达此地的难民们来说，这简直是救命物资。 　这里要说说东干移民的朋友、吉尔吉斯人头目萨不旦·江达耶夫。当年义军过境后，曾受到中亚俄罗斯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的热情帮助。过境后的东干移民蓬头垢面，身无分文，语言不通。男人长袍短褂，留有长辫，女人小脚，面黄肌瘦。文化差异太大，生存条件太差。此时若无中亚穆斯林民族的同情与帮助，东干人难有今天。萨不旦·江达耶夫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1840年出生的江达耶夫当年任比什凯克行政长官，他很有正义感与人情味。他对与他同龄的白彦虎很尊敬，正是他把白彦虎叫“纳伦英雄”的。他了解到东于移民的艰难历程后，亲自向七河省长官汇报，请求援助这批难民。江达耶夫对白彦虎及东干移民很有好感，认为东干人勤劳能干，经过磨难与苦难的东干人一定成熟。白彦虎到晚年时患重病，江达耶夫曾多次前去探望。他号召吉尔吉斯人向东干人学习。江达耶夫还把一位陕西籍回民青年马贵（马老五）认了个干儿子（马贵系现任营盘乡乡长的老五·伊斯哈尔的太爷）。江达耶夫还任命马天佑·溜溜子（第2批过境东干人领头人马大人之子）当了比什凯克的长官，任期长达20年（1898—1918年）。苏联回族报） １９９２年4月 24日曾以一版篇幅纪念江达耶夫的诞辰日，并刊有其大幅照片。
　　东干移民到托克马克后，都在大路边挖窑洞居住。东干移民总算有了自己的落脚点，许多难民脸上才有了一点笑容，可白彦虎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为一路上惨死的同胞痛心不已，为这批人以后的生路忧心忡仲。这时，白彦虎仍然是这批人的核心与灵魂，大伙仍在等他拿主意。
　　
　　托克马克原称波克洛夫卡，1867年时才建镇制，人口不足1000（直到1990年时托克马克总人口仅10万左右）人。该镇位于楚河右岸，周围全是沼泽地。当数千名回族移民到达后，该小镇象过节一样热闹。该镇直到1868年才改为县。当年，这儿是一个重要驿站，有四条邮路及一条公路连接此地。
　　陕西回民移居此地后不久，白彦虎的一匹战马折了，白彦虎难过了好几天。此马系宁夏马化龙所赠，全身青色，无一根杂毛，人称“白虎骑青龙”、“青龙驮白虎”。此马通人性，在过戈壁滩时，只要此马一停并用蹄子不停捣土，白彦虎即令人往下挖，土下必定有水，此马不知救了多少义军的性命。白彦虎对此马十分疼爱，有两名马夫专门管理（此处说法与马长寿先生调查记录是一致的，看来是条可靠史料）。
　　至今，营盘人中还流传着《青龙救白虎）｝的故事。1993年7月，黑牙支老人对笔者讲述了这个故事。西宁兵败之后，清军追赶义军，白彦虎亲自断后。在撤退时，路遇两丈宽的大沟，众人过去后，白帅一人仍在挡敌。待追兵围上来之后，白帅对青马耳语道：“你是我的良驹驮我过沟，若不是我的良驹我们一块完。”说完，连抽几鞭。没料到青驹一跃而过，吓退了追兵。白彦虎的第2个孙子黑牙支在讲这个段子时还常带出“来将报名”、“满门抄斩”等说书词语，听起来十分亲切耳熟。这匹马死后，东干移民曾隆重祭奠了一番。为纪念此马，移民们将它称为“托虎的莽”。当地人少，移民势众，故后来俄罗斯称此地为“托克马克”（音译），沿用至今。也许这就是波克洛夫卡改称托克马克的由来吧（只是口头传说，没有文字记载入 　　在1878年11月建立营盘乡庄之前，东干移民在托克马克住了10个月。托克马克地处交通要道，当年兵荒马乱，路口住不得。东干移民已转战10数年，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在1878年10月底，义军居住地确实出了事。有支俄国军队路过此地，一个俄国军官看见一位东干妇女的小脚，十分好奇，上去就用手摸，边摸边问：“这是什么东西？”当年，对东干妇女多看几眼已属非礼，再动手动脚那里容得。几个东干小伙子上去就把这位俄国军官打了个半死，差点引起一场武装冲突。此事促使白彦虎下定决心另选地盘，以休养生息，远离是非。
　　这时，中亚政府已批准东干移民自己挑选地方。白彦虎亲自考察选择地盘。在距今托克马克8公里处，白帅看到一块荒草滩，水蛇不少，屎壳郎成堆。白帅认为，有水蛇的地方，地下水资源一定丰富，屎壳郎成堆的地方，土壤必定肥沃。此地还有一条楚河支流——卡拉孔努斯河，水利条件很好，而且，此地北边有小北山（天山余脉），东边有小东山。白帅认为此地十分理想，随即将自己的宝刀插在这儿，并称此地为营盘，史称“白帅扎营盘”。正是这块宝地养育了几代东干人。此地为东干人最早的定居点，全住的是陕西籍回民后裔，故称其为“中亚陕西村”。1878年-1926年，东干移民称其为营盘
。哈萨克人称其为卡拉孔努斯（哈语），俄罗斯人称其为尼右拉耶夫卡（以沙皇名字命名）。1926年-1938年，该地称马三成乡庄（以内战时东干英雄马三成名字命名。马三成是马家第3个儿子。有人误译为马山青，不对）。1938年马三成在肃反中被害，该乡庄在1938年-1965年中又称营盘。到1965年马三成诞辰80周年时，哈萨克斯坦最高苏维埃决定为马三成平反，并决定将营盘再次称为马三成乡庄，沿用至今。不过，许多东干人仍喜欢把该地称为营盘，至今，散居在中亚各地的陕甘回族移民后代仍然把营盘看成是东干族的大本营及根据地。这里边就有白彦虎的历史功迹及影响这一要素。到1978年11月，该乡庄隆重纪念建乡100周年，庆典活动十分热烈，周围各族代表及共和国代表都出席这次活动。遗憾的是陕西没有人去，而且几年前国内还很少有人知道该乡庄的形成发展史。
　　
　　（三）白彦虎之死
　　
　　新渠是1902年才从营盘划分出来的。新渠乡庄在哈文中叫朔尔一提别，译过来为盐碱滩。新渠人经过几代的艰苦奋斗，硬是在一片盐碱滩上开垦了良田。新渠正位于楚河左岸，与托克马克隔河相望，相距仅1公里。新渠距营盘有7公里左右。新渠成立与东干移民内部分裂有关，涉及到对白彦虎的评价。到营盘定居后不久，移民中发生分裂，一部分移民起来反对白彦虎。他们认为白彦虎与当地俄罗斯人、吉尔吉斯人及哈萨克人关系过于密切。还有一些人认为白彦虎偏袒自己的亲信，有偏心。这样，在东干移民中出现了两派：拥护白彦虎的一派叫亚克什派（哈语，意为好），“反对白彦虎的一派叫亚
曼派（哈语，意为不好）。这次分裂对积劳成疾、身带枪伤的白彦虎打击很大。营盘老人至今仍讲：一口气气倒英雄汉，白彦虎大口大口地吐血。此后，白彦虎就移居到比什凯克去养病，最后是肺炎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有人讲白彦虎死于食道癌，不准确，他去世的日期及去世的病因在俄国外交部历史档案里有记载）。这两派对立情绪一直持续了好多年，最后导致部分人移居新渠。在白彦虎去世后，两派对立情绪才有缓和。1992年7月，在纪念白彦虎去世110周年时，新渠乡报请上级批准，决定将朔尔一提别乡名改为白彦虎乡庄，以纪念这位东干族之父，也为了了结这段恩怨。
　　到营盘之后，这批移民才算有了自己的安身之处，多数东干人已能够安居乐业，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开展生产自救了。到白彦虎余部进入俄国七河省定居之后，西北地区反清的回民起义完全被镇压下去了，但是，过境后的白彦虎并没有解脱。清政府及左宗棠曾四次向俄国政府及七河省总督提出引渡白彦虎的问题。俄国驻北京公使曾向俄外交部亚州司报告说：“1878年5月24日，左宗棠拒绝接受清王朝的封赏。他认为：只要没除掉白彦虎。剿灭回匪之役就不能算取得完全胜利。”
　　
　　 在白彦虎率部进人俄七河省定居之后，追剿至边界的清军头目刘锦棠与左宗棠明确向七河省总督科尔巴科夫斯基要求引渡白老虎：“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除了白彦虎之外，清军还点名要求俄政府交出另外5个陕甘回民起义的领袖：马林洪，海白菜、沙老三、张文宝、马大淫捏。这个资料国内还没有见过。他们5位是白彦虎的得力助手，是陕甘回民起义后期斗争的杰出领袖。是清军第一次引渡要求。
　　
　　 清政府要求引渡白老虎的法律依据是1859年签汀的《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该文件规定：“两边为匪逃逸人犯，彼此均不准容留。务必严行查拿。互相送交，各自究办。”但是，当时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针对清军的要求曾明确表态：“无论根据俄国法律，还是出于仁爱之心，我们都不会将白彦虎引渡过去。”实际上这并不味着沙皇政权的人道，主要是当时中亚的局势及中亚居民的态度迫使他们做出这样的决定。正如俄七河省省长科尔巴科夫斯基给上级报告中所说的：“如果交出白老虎，就会损害本政府在突厥人中的威信，也会引起相邻亚洲穆斯林国家的不满。”事实上当时吉尔吉斯人头目萨不旦、江达耶夫十分同情这批东干难民，就是他称白彦虎为纳伦英雄。他号召当地人为东干难民提供实际帮助。东干人至今仍牢记着这位与白彦虎同龄的吉尔吉斯人的恩德。
　　
　　 引渡白彦虎不仅是左宗棠的主张，也是清政府的要求。据一俄文资料讲：1878年4月4日，清政府内阁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引渡白彦虎问题，可见其重视程度，会上认为“此事干系甚大。”俄驻北京公使于1878年5月4日向俄外交部报告，清政府向俄公使正式提出引渡白彦虎，并表示：“我们急切等待着俄帝国政府能交出回民起义头目白彦虎。”俄政府又拒绝了清朝第二次引渡白彦虎的要求。当清政府派出公使崇厚、曾纪泽先后赴俄交涉时，俄外部只答应“允为严加禁锢，不得再为边患”在遭到拒绝之后，新疆喀什清军头目刘锦棠仍不甘心。1878年6月7日，他派三名清官员过境会会见俄七河省
省长科尔巴科夫斯基，面谈引渡白老虎问题。有份俄文资料记录着这次事件：“1878年7月6日，清军派3名代表到维尔内（今阿拉木图）。他们是尤华棠、盖黄锦、李坚祥。他们携带着刘锦棠的信件与俄当局交涉引渡白彦虎问题。”这次已是清政府第3次努力了，但这3个人仍是无功而返。
　　
　　 1878年10月18日，左宗棠第4次向俄提出引渡白彦虎。这次他亲笔给科尔巴科夫斯基写了一封信，做列举了回民起义军的“暴行”，并称白彦虎是源的根子，其部下都是些“土匪”，并提出七河省容留白彦虎是“养虎为患，后患无穷”。但是，左宗棠要求得越迫切，俄方的拒绝态度越坚决。当然、他们拒绝引渡主要担心七河省内乱。这里远离俄政权中心，又靠紧中国，一旦局势混乱，局面不好收拾。另外，这批东干移民的西迁苦难历程也教育了及感染了中亚穆斯林，绝大多数中亚人同情他们的遭遇。民心可畏。还有这批人过境后安份守己，奉公守法，并为当地种植业及商贸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样，引渡白彦虎问题中俄双方交涉多年，但是左宗棠及清政府始终没有达到目的。
　　
　　 此后，左宗棠改变了手法，四处张榜，缉拿白彦虎，并出重金买白彦虎的人头。榜文中讲，白彦虎的人头值20万两白银，合40万金卢布。过了一段时间，赏金又有增加：白彦虎的头有多重，赏金就多重。因此，到1882年白彦虎去世后，仍有人过境去找白彦虎的人头。直到今天，白彦虎的遗体究竟埋在哪，连他的孙子也不知道确切地点。在营盘坟园里只埋着自彦虎的几件遗物（马鞭、经书、帽子、带子等）。6位当事人当时曾盟下誓言：绝对不能让清兵找到白帅的遗体。因为在白彦虎病倒一段时间内，东干人居住地经常出现一些生人，即一些不认识的小商贩、小手艺人或乞丐。抓住一审问多为清军
奸细。吉尔吉斯科学院有份档案上讲，七河省头目曾派部队保护白彦虎住所，以防来自新疆的密探行刺。
　　
　　1882年7月26日，白彦虎在比什凯克去世。这一重大事件无论是在营盘的亚克什派中，还是在新渠的亚曼派中，都引起巨大反响，两派移民都对年仅42岁的白彦虎突然去世感到十分悲痛。这一事件使两派对立情绪缓和了许多，两派群众都参加了白彦虎的葬礼。此后，两个乡庄的陕西籍回民后代互相通婚，连畔种地，互相支持。东干移民结束了这场争论，并把精力投入到发展经济上，为本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白彦虎去世能使激烈对立的两派联合起来的这一事实，再次证明白彦虎在东干移民中的影响与地位。
　　
　　白彦虎在中亚东干族的形成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一页。首先，他是这次移民活动的组织者，也是这次重大活动的决策者。在活动中显示出他的崇高威望及组织才干。在穷凶极恶的清军追击下，数万名陕甘回族义军的幸存者到了生死关头——是生是死？是前进还是后退？是逃跑求生？还是投降求生？这个关键时刻，决策稍有失误将会招致灭族杀身之大祸。移民过境后的喀什大屠杀就证明了白彦虎过境求生决策的英明。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最关键的时刻，白彦虎总是站在最前头。西宁失利，撤退时他亲自断后，肃州攻击战时，他又冲锋在前头，过境后，他身上枪伤累累，身疲力竭。在回民到达俄国边境上六神无主、不知所措时，又是白彦虎等人作出了正确选择，使这些历尽千辛万苦的幸存者免受灭顶之灾，避免了重蹈石达开式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其次，在过境之后，白彦虎为东干人的安居乐业尽心竭力，尽职尽责。在与当地突厥族的交往中，他显示出卓越的外交能力及影响。白彦虎及东干移民们的精神及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中亚各族人民。白彦虎又亲自为移民们选地盘，选经济项目。据营盘老人讲：白彦虎过境后一再强调，要以农为本，自己救自己，全力发展粮食及蔬菜种植业、商贸业。应该说，白彦虎为这批难民的生存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白彦虎一生中也有失误、错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普通平民百姓，他也有一定的阶级局限及时代局限性，并且年轻而缺乏经验。他一生最突出的错误有两条：一是回民起义失败后、西撒时，白彦虎部队对汉民村镇的烧杀抢掠；二是在新疆与阿古柏政权的合作问题，后者史学界评论甚多。多数人强调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苛求前人。关于白彦虎部队西撒时的汉回仇杀问题，至今，陕西关中一带民间仍有传言，甚至把回民起义称为“回回乱”。但我们应该从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清王朝的腐败统治、阶级压迫及民族歧视等历史大角度来看待1862年-1877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族仇杀并不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与实质。因此，这两个错误并不能否定白彦虎的一生功迹。从他一生主要经历及政治活动来看，他不愧为一位坚强不屈的反封建斗争的勇士，也是当之无愧的中亚东干族之父。

 

当代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的背景的冲击下对伊斯兰教教法的变革

前言：在阅读了刘永艳老师的《全球化视角下的两大法系》之后，我认为刘老师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而又迥然相异的两大法系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理性的解析，提出两大法系各具优点，又相互借鉴，法律全球化是一种趋势，但并不是已经发展完结的现实的观点。为法律全球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和观点，这启发了我对当代伊斯兰教法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的进一步发展的描述，鄙人才疏学浅，恐有偏颇，望请海涵。

 

首先我先来阐述一下我认为的“全球化”的定义。

 

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新的世界话语。全球化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涉及到政治、文化、法律以至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全球化使世界文明出现了新的组合和新的构建，既促进了世界文明间的交流、渗透与融合，又进一步催化、强化了各国文明的本土化倾向。文明，尤其文化，涉及政治、法律、经济、宗教、文化等领域，也与国家、地区、民族密切相关。全球化带来了世界文明的多样化，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同时也引发了文明间的矛盾与冲突。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开展跨文明对话，超越利益纷争，以维护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化，是时代对人类社会的企求。在全球化背景下，强化文明间的对话，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交流、理解、沟通，是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跨文明对话的有效机制。①

交流、理解、沟通：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明对话

本文系200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与各国文明多样性》中的子课题成果。项目批准号：02AKS005。夏东民，（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责任编辑：鉴传今·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哲学研究》2003年第12期）

 

其次我来阐述一下我认为的全球化背景下对当代伊斯兰世界的影响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法与西方法的双重变奏。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过程，就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冲突并不断融合的过程。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的现代化改革中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伊斯兰法复兴运动”，它集中体现了西方法与中东伊斯兰国家本土法律现代化之间的强烈冲突。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法复兴运动”在世纪之交陷入低潮。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现代化已经朝着混合法类型演进。

 

    本文讨论的重点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伊斯兰世界的法律现代化的变化历程。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伊斯兰国家的传统法律经历了现代化的改革。 “伊斯兰法复兴运动”集中反映了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本土法与外来法、宗教法与世俗法之间的矛盾。我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经过复兴运动的冲击，当代伊斯兰国家大致可分为三类。

（源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宗灵的观点----伊斯兰法在现在世界上的分布范围，根据有的比较法学家的分析，〔1〕大体上可以指以下三类。第一类是阿尔巴尼亚和前苏联在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哈萨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和吉尔吉斯。这些国家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在那时，伊斯兰法仅由居民实际上应用，在正式法律上并无效力。这些国家和地区90年代剧变后的伊斯兰法情况，尚待进一步了解。第二类是接受现代法律思想较少，较多地实行伊斯兰法，特别是习惯法的国家，包括阿拉伯半岛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第三类是在属人法（personal law）等领域实行伊斯兰法和习惯法，新的社会关系方面采用现代法律。它们所采用的现代法律、又可分为普通法系模式（如印度、孟加拉、马来西亚、北尼日利亚等）、民法法系模式（如非洲的法语国家、除苏丹以外的阿拉伯语国家和伊朗）或荷兰法模式（印尼）。土耳其是另一种情况，它在1926年就引进了瑞士的民法典，与传统的伊斯兰法形成对照。）

我认为当代伊斯兰世界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伊斯兰法和世俗法的共同使用的混合法类型。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现在都是在宪法里规定以伊斯兰法为准绳建立国家，在可以使用伊斯兰法的领域使用伊斯兰法，而在新的社会关系领域运用适合自己国情的世俗法（并不是一味移植西方法律）。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使用世俗法的普及面的大小不同而已。

第二类是彻底放弃伊斯兰法而代之以西方法律类型。代表国家--- 土耳其。

第三类前苏联的几个加盟国，之前使用社会主义法系，现在还在改革中，一切都在变化。只能单算一个类型，尚待考察。

 

本文主要为大家阐述的是第一类混合法类型。绝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在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

第一章：伊斯兰教教法发展的历史

在这里我首先需要简要介绍一下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教法的历史：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是7世纪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传播的一种宗教。它是三大宗教中最后出现的一个，又是发展最快的宗教，现在拥有全世界100左右国家和地区的大量信徒。

伊斯兰法即伊斯兰教法( shari'a)，音译“沙里阿”，其原义是“通向水源之路”或“应该遵循的常道”。在宗教教义里，“沙里阿”被引申为“通往先知的人道”，意为“安拉降示的神圣命令的总和”，它是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适用于全体穆斯林的有关伊斯兰宗教、政治、社会、家庭和个人生活准则的总称。中东地区有90％以上的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法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伊斯兰法的法律渊源

  （1）最重要的法律渊源

《古兰经》: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涉及内容广泛,法律方面的内容具有4个特点:一般道德要求而不是严格的法律规则;行为规范多属于祈祷等仪式程序;举出了一些处理具体法律问题的办法;反映了阿拉伯民族的习惯法

3、伊斯兰法的法律渊源

  （2）其他法律渊源

  圣训（逊奈）:先知的生活和为人处世方式,由“哈蒂斯”组成,有关穆罕默德的传说,实为其弟子借穆罕默德之口传播自己的观点

  伊智玛: 伊斯兰法学家的公议,可以作为判案的根据

  类比: 适用法律的一种方法,根据已有的规则进行类推

　　由于政治斗争的发展以及对教义和教法的歧义，伊斯兰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两大集团：逊尼派（Sunitenn，正统派）和什叶派（Schiitell，异端派），什叶派占少数，主要流行于伊朗等地。逊尼派传播范围较广，其中又分为四个学派：（1）在北非、西非和中非的马立克（Malik）学派；（2）在近东和中东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哈奈菲（Hanafi）学派；（3）在东非、马来西亚和印尼的沙菲耶（Shafii）学派；（4）在沙穆阿拉伯的罕百尔（Hanbali）学派。〔2〕

 

在阿拉伯帝国时期，伊斯兰法一直是帝国占统治地位的法律。阿拉伯帝国崩溃后，中东地区形成了一些封建的伊斯兰国家，例如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伊朗等，这些国家的法律都以伊斯兰法为主体。15世纪，土耳其人建立了军事封建的奥斯曼帝国，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在广大地区适用伊斯兰法。从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阿拉伯帝国的日益衰落，伊斯兰法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到10世纪中叶，伊斯兰四大法学派之一的逊尼派认为伊斯兰法己达完善的地步，不需要进一步发展，宣布教法学家只限于阐述前人主张，不得创新。根据传统的伊斯兰法理论，伊斯兰法包括一切法律内容，不承认有公法与私法之分，也不承认有独立的宪法、刑法、民商法等部门法。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近代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现代化改革。18世纪以后，在西方现代文明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中东伊斯兰国家开始进行政治和法律的改革，颁布了各种部门法。

从16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日益衰落：政治腐败、经济衰败、僵化的伊斯兰法，这一切都己不能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为当时止在对外疯狂扩张的西方列强提供了可趁之机。到19世纪，欧洲列强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亚洲和非洲的领土已被它们瓜分完毕，只有欧洲的领土才根据条约的规定在列强的监督下享有自治权。在欧洲殖民化浪潮的推动下，大工业兴起，世界市场开始形成。就这样，全球化开始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法律对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特别是伊斯兰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随着欧洲殖民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西方的法律制度通过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影响日强，使传统的伊斯兰法受到强烈的冲击。在内外交困的境况下，从18世纪末开始，奥斯曼帝国被迫进行了一些重要改革，其中许多内容取自西方的模式。在法律改革方面，奥斯曼帝国主要仿效法国的法律颁布了《商法典》、《刑法》、《海商法典》，并于1876年颁布了帝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1840年后，伊斯兰法与西方世俗法在奥斯曼帝国里并存，而且存在着双重司法系统，即沙里阿法院和世俗法院，但前者权限逐渐缩小后者逐渐占主体地位。在引进西方法律的同时，奥斯曼帝国还采用西方国家法典的形式对传统的伊斯兰法规则进行了编纂，其产物是《马雅拉》，它是一部民事法律汇编。这部法律汇编是伊斯兰法律史上政府对伊斯兰法规则予以编纂并颁布的首次尝试，也是政府试图通过法典编纂的形式使传统法律系统化、明确化和现代化的最初探索。这种法律现代化的方式对后来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传统的婚姻家庭继承法的现代化，一直采用这种方式。此后，《马雅拉》曾被长期适用，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它仍然在一些中东国家发生效力，例如，黎巴嫩适用到1932年，叙利亚适用到1949年，伊拉克适用到1953年 。

进入20世纪以来，全球化曾一度遭到遏制，原因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各国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排他性的竞争政策。但全球化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现代化的影响却仍然存在。一战后，奥斯曼帝国最终解体，这个庞大的帝国被分解成为众多的伊斯兰国家，但都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直到二战以后，大多数国家通过民族解放斗争相继获得独立。但是，对西方法律的引进却并未因独立而终止，大多数国家在法律现代化的改革中，仍然继续引用西方法律，只是方式有所变化。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向现代西方民主政治过渡中走在最前沿的伊斯兰国家。建国后，土耳其废除了已实行长达1200余年的哈里发制度，确立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先后颁布了《 民法典》、《 民事诉讼法典》、《刑事法典》、《海商法典》等等。土耳其还撤销沙里阿法院，建立世俗法院，并在一般法院之外，设立了行政法院和宪法法院。以后，土耳其的法律制度一直沿着西化方向发展。一战后初期，黎巴嫩和叙利亚曾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因此，它们的法律改革主要仿照法国模式。独立后，它们颁布了大量的法典，如《刑法典》、《刑事诉讼法典》、《商法典》等。这两个国家仍采用双重法院组织，但沙里阿法院仅对婚姻家庭事务享有管辖权。此外，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法律改革也主要以法国法为样板。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则仍然把伊斯兰法奉为基本法律制度，但同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仿效西方法制定了一些部门法。在司法系统方面，除传统的沙里阿法院外，这几个国家还不同程度地设立了世俗的司法组织。1798年，法国占领埃及，在法国法律文化的冲击下，埃及颁布了《刑法典》、《商法典》、《海商法典》以及两部《民法典》，并形成了三套法院系统即一般法院、混合法院和沙里阿法院并存的局面，但后者权限仅在于宗教事务和婚姻家庭等几个领域。埃及法律现代化最重要的里程碑是1949年的《民法典》。该法典大部分内容取自西方法律、与原先的《民法典》相比更多体现了传统的伊斯兰法精神，但在有关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都采用西方的先进制度。它对埃及的法律制度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法律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成为主要阿拉伯国家的民法典蓝本，其影响范围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约丹、索马里等国家。阿拉伯半岛国家，除沙特阿拉伯外，都继受了这部《民法典》。此后，埃及先后撤销了混合法院和沙里阿法院，由全国统一的司法系统行使司法权。

总之，近代以来，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法律对伊斯兰法以及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除婚姻家庭法这一伊斯兰法的坚固堡垒，绝大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一直没有直接接受西方的有关法律而继续适用经过改革的传统伊斯兰法外，在商法、民法、刑法、宪法等部门法领域，中东伊斯兰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法律。一战后，大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都将婚姻家庭和继承法予以法典化，这种立法形式无疑也是受西方大陆法系影响的结果。到20世纪60年代，大多数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规定，立法是首要的法律渊源，伊斯兰法只是作为补充的法律渊源，在没有立法的场合下才被适用。西方法律进入中东后，使当地法律体系更加复杂，出现西方法、伊斯兰法与习惯法并存的局面。西方法的引入有利于增强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的现代适应性，但由于西方法律文化与伊斯兰法律文化的冲突，常常引起一些混乱，这也是当代伊斯兰法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一章我将仔细介绍伊斯兰法复兴。

 

第二章：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伊斯兰教教法的影响

近代 以 来 ，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经历了现代化的变迁，在接受西方法律的同时，根据社会现实和价值观对传统法律特别是伊斯兰法进行了改革。但自上世纪60年代末以来，伊斯兰国家的法律改革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现象:一些国家宣布废除沿用的西方法律，重新采用传统的伊斯兰法，这就是所谓的“伊斯兰法复兴热”。利比亚是这一复兴热的先锋，紧跟其后的是伊朗和苏丹等国，他们在主要的法律领域恢复了伊斯兰法的主导地位，这对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些为追求世俗化和现代化而大量引入西方法，进行激进法律改革的国家，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并开始对先前和新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查，以避免和伊斯兰原则冲突，同时还在宪法和法律中重申某些伊斯兰法原则，如埃及和科威特等国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196 9年 ， 利比亚宣布以伊斯兰教为国教，1971年10月28日宣布恢复伊斯兰法。随后颁布了一系列民事和刑事法律，恢复了传统的伊斯兰法为主的法律制度。当年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对当时的法律是否与伊斯兰原则相符进行审查，然后起草新的法律以废除和取代违背伊斯兰原则的法律.由于伊斯兰刑法在《古兰经》中规定得较为明确具体，且在近代的法律改革中基本上被废除，在伊斯兰法复兴热中，传统刑法的恢复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1972年，利比亚颁布第148号法令，重申伊斯兰刑法有效，对偷窃者处以断手。1973年，利比亚恢复了对“通奸” 惩罚的传统伊斯兰刑法制度，不论己婚通奸还是未婚通奸，均鞭打通奸者100下;通奸主体仅限于异性，对同性恋者不作处罚;1974年9月16日的第52号法令宣布恢复《古兰经》对诬告通奸的有关规定。

197 7年 伊 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赋予伊斯兰法以最高权威。1979年的伊朗宪法规定:立法不得与宗教原则和官方命令抵触，一切与伊斯兰原则抵触的法律无效，并设立最高司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分别负责修改旧法律，按伊斯兰原则起草新法律和监督议会立法。这两个机构对伊朗法律的伊斯兰化发挥了重要作用。[s1伊朗还恢复了传统刑法，1982年的《犯罪惩罚法》恢复了伊斯兰法对通奸罪的有关规定。伊朗还积极恢复传统的民商法律原则。1979年前，由于伊朗社会、经济关系和生活己经西化，广泛采用了西方的民商法律原则。1979年新政权成立后，认为西方的民商法律原则与伊斯兰原则相悖，于1983年对原《民法典》进行修改，然后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制定和颁布了新的《民法典》和《商法典》。此外，伊朗还恢复了婚姻家庭的某些传统规则和传统司法组织。

苏丹 是 当 代伊斯兰法复兴热的另一典型国家。1973年的(苏丹宪法》第9条规定:“伊斯兰法和伊斯兰惯例是主要根源”.[61 1983年的《司法判决渊源法》规定:在缺少可适用的法律时，法院应采用《古兰经》和《圣训》中的条文规定。如找不到相应规定，则可根据伊斯兰原则行使裁量权。根据此规定，不管有无明文规定，法官都要首先考虑使用伊斯兰法。

为了保持法律与伊斯兰原则一致，苏丹于1977年成立了法律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事务。苏丹还恢复了伊斯兰传统刑法，如1983"年《刑法典》不同程度地恢复了伊斯兰法中有关饮酒罪、通奸罪、盗窃罪等的规定。同年，苏丹的《民商法》和《诉讼法》也恢复了伊斯兰法的

一些原则。1985年尼迈里总统下台后，苏丹伊斯兰法的复兴一度中止。1989年激进的军人上台后，苏丹的伊斯兰法复兴热再度升温。

伊斯 兰 法 复兴热由几个伊斯兰国家带头，影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许多伊斯兰国家把原宪法中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改为“一切权力属于安拉”。伊斯兰法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中不同程度地被恢复，重新成为“主要根源”。

传统的刑法、民商法、婚姻法的某些传统规则以及传统的司法组织也在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东伊斯兰国家在恢复传统法律时一致采用政府立法的形式。由于政府立法具有地域性特征，颁布的伊斯兰法实际上己变成了一种“属地法”，这无疑是对西方法的效仿，与传统的伊斯兰法理论相悖，体现了伊斯兰法复兴过程中内容与形式的矛盾。当然，中东伊斯兰国家本质上并不排斥现代化，伊斯兰法复兴也不反对运用法律治理社会，它只是反对西化，主张实行“伊斯兰法治”，这是它追求的法律现代化的目标。应该承认，在中世纪，伊斯兰法对维护国家统一和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发挥过重要作用，与同时期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法律相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落后。然而在社会结构和关系己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法律的世俗化和现代化必定要成为一种发展

趋势，这也许就是伊斯兰法复兴热在世纪之交陷于低潮的原因。

我认为伊斯兰复兴和法律全球化的对话（可能方式有点激烈）的结果就是混合法的诞生。

 

第三章：重点举例几个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制来诠释当代伊斯兰教法的发展趋势

伊斯兰国家法律的演化,受到法律全球化的影响,日益脱离宗教色彩而向世俗方向迈进,其具体表现有三:
      (一)当代伊斯兰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世俗法正在增多,沙里亚与世俗法相互融合并行不悖,构成伊斯兰国家二元化的法律格局。与其它宗教法相比,伊斯兰法追求一种更为纯粹浓郁的宗教性质。按照伊斯兰法原理,沙里亚不是直接由立法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制定的,而是假以真主名义由宗教精神领袖、宗教法学家根据宗教教义创制解释的,世俗政权除非本身就获得了宗教权力,无法通过立法程序干预伊斯兰法的发展过程。这就妨碍了“人为”立法活动对伊斯兰法的改革创新,因而,中世纪基本没有其它系统完备的世俗法与伊斯兰教法抗衡。
      但当代,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逐步认可了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分离的事实,改变着视宗教思想为唯一法源的理论。国家立法机关已制定了许多法律法典,构成伊斯兰国家法律体系的世俗部分;宗教法的适用范围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只沿用于婚姻家庭遗嘱继承等穆斯林私人身份案件;在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等领域,则明显地抬高着世俗法的地位。这便形成了伊斯兰国家宗教法与世俗法的二元化,前者与宗教教义融为一体,旨在调整宗教信仰与私法关系;后者由国家机关发布执行,广泛控制政治事务、经济生活与公共秩序。
      世俗法独立地位的默认,可谓伊斯兰法律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使独一无二、万流归宗的伊斯兰法从此有了一个与之抗衡的异化力量。
      (二)伊斯兰法的地位作用与政治统治紧密相关,国家政治性立法必然朝着既定的世俗化方向发展,宪法的颁行是伊斯兰法世俗化的突出表现。纵观历史,宗教法的实施以政教合一的国家机构强制力保障为前提条件,伊斯兰法在中世纪久盛不衰,同样是因为得到了阿拉伯帝国不遗余力的认可和推行。然而,随着阿巴斯王朝的覆灭,显赫一时的哈里发制度被各地苏丹为代表的世俗政权取而代之,政治性立法的世俗化发展也成为必然。土耳其宪法首先宣布土耳其为“民主的世俗的国家”,废除了哈里发、伊教总法官与伊教教长制;阿富汗宪法规定沙里亚只适用于国家法律未覆盖的领域,国家通过完善司法制度逐步削弱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叙利亚宪法强调各宗教一律平等,不以某一宗教社团名义治理国家;埃及、约旦、突尼斯、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先后进行政治改革,引入了议会、政府、军队、政党等世俗化政治制度。
      上述伊斯兰国家宪法制度的演化,具有深远的政治社会意义:首先,宪政运动出台了明确的伊斯兰国家政体形式。传统伊斯兰教法从未对政体作出明确的规定,历史上的哈里发政权只不过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表现,而当代宪法用国民议会淘汰了从未成为现实的宗教集团协议制;用总统、责任内阁代替了政教合一的行政机关;用公民权利义务规范补充了具有自愿色彩的穆斯林宗教义务。其次,宪法的制定集中体现了世俗政治集团的意志利益,其中包含着统治者的世俗化治国方针、原则策略、管理模式。在宪法中,国家管理的政治需要明显高于伊斯兰法的原则精神,统治者确立的是世俗权威而不是宗教的权威。在此方面,伊斯兰法与伊斯兰教有所不同。伊斯兰教是维系感情联系、普渡芸芸众生到达理想彼岸的圣船;而伊斯兰法却是权威的象征和表现权威的手段。第三,宪法的世俗化发展,削弱了宗教集团与宗教人士对国家社会的控制和影响。通过宪法的制定与实施,伊斯兰教的传统权力———哈里发、乌里玛、卡迪法院、宗教社团、宗教基金会———受到抑制,大多数国家神职人员演化为政府的工具,宗教学者创制法律的权威也遇到挑战。
      (三)理论上包罗万象的伊斯兰法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需要以世俗法补充伊斯兰法没有覆盖的领域,宗教法的固有缺陷是世俗法得以存在发展的内部条件。伊斯兰法由随机出台、就事论事、权宜之计的经训和判例所构成,之所以膨胀成较为丰富的法律体系,也与世俗主义倾向有关。首先,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活动外还存在着行政活动,行政事务的世俗性,决定了调整行政关系的法的世俗性。统治者要使国家运转就必须设定一定的国家机关,处理国家政务、军务、财政及对外事务,颁行大量规范职权、任免官吏、治理城市、征收赋税方面的立法。因此,行政法规、军事法规、财会法典、地方法规等自古以来就属于世俗法的世袭领地。其次,伊斯兰国家除了精神生活外也有着物质生活,经济事务的世俗性,决定了调整经济关系的法的世俗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法律手段维护经济秩序必然列入议事日程。在经济活动中,国家、法人与公民完全以自身利益为法律决策的出发点,很少考虑相互间宗教信仰联系,因此,经贸法律亦成为伊斯兰国家法的世俗部分。再次,伊斯兰国家除了形成信仰关系外还需要保持国泰民安,公共事务的世俗性,决定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刑法的世俗性。传统伊斯兰刑法,犯罪无明确规定,杀人可作民事伤害处理,对违法者的惩处归结为取悦真主还是触犯真主,加之断手、削足、以石击毙等有悖人道主义刑罚方法,种种伊斯兰法的简陋笨拙性质为现代社会发展所不容。当代许多伊斯兰国家颁布了世俗化刑法典,接受了西方的犯罪定义,引入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废除了肉体的报复主义的刑罚方法,使伊斯兰刑法趋向具有现实性、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最后,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法庭外还有着世俗法庭,诉讼活动的世俗性,决定了作为法律运行机制的司法制度的世俗性。早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就建立了不同于宗教法庭的世俗法庭———听诉法庭。“听诉法庭审判权和沙里亚法庭审判权的区别非常近似于世俗法庭和宗教法庭的分立的概念”,“卡迪被看作是真主法律的执行者,而听诉审判官则是统治者法律的执行者”①。这意味着伊斯兰国家的司法体系比立法体系更早地实现了二元化。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举措:土耳其废除了至关重要的卡迪法庭,成立了“尼扎米亚”的世俗法院;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将伊斯兰法庭纳入国民法院体系之内,结束了宗教法庭与世俗法院长期并存的局面;尼日利亚建立了穆斯林上诉法庭,阿富汗形成了法官等级制度等。从此,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航船再也不由卡迪们把握轮舵。

诉讼法律制度的法典化是伊斯兰国家仿西方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法律形态上看，伊斯兰诉讼法的西方化主要表现为颁行了充斥西方标准的成文法典，走上了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法的独特道路。首先，从神权束缚下摆脱出来、取代了《古兰经》及《圣训》的宪政制度使诉讼取代神判成为现实。

其次，民商交易领域的诉讼法典化改革更为彻底。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印度、黎巴嫩颁布了契约法和债法。这类法律基本上以法德日意等国的民商法为主要模式，新增了商业合同、信贷投资、保险业务等内容，使民商诉讼立法已开始突破了伊斯兰法原有体系及严格条规的桎梏。刑法及其程序法、证据法的西式改革紧步后尘。诉讼法典化改革，由来已久地反映着国法

与神法的强烈反差与激烈斗争。传统伊斯兰教法将哲学思想、宗教教义、生活习俗融为一体，缺乏严谨规范的法律表现形式，与原则确定、法理深邃、成龙配套的西方法形成鲜明对比。诉讼法律的法典化标志着伊斯兰国家开始以西方化部门法代替诸法合体的伊斯兰法体系，探索着主要法律部门向系统科学方向发展的途径。

 

埃及一路仿效法国走得最远。自19世纪开始,埃及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改革,包括采用欧洲宪政模式确立本国宪法体制,参照大陆国家刑民商事立法制定埃及刑法典、民法典、商法典、海商法典,推行国民新式教育,使西方化在埃及这块东方神权国家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深的根基。
伊斯兰法的西方化集中在宪法、刑法、民商法等主要部门法领域,法律的法典化是伊斯兰国家仿西方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从法律形态上看,伊斯兰法的西方化主要表现为颁行了充斥西方标准的成文法典,走上了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法的独特道路。首先,从神权束缚下摆脱出来的是宪政制度。土耳其、埃及、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卡塔尔等许多国家,大都是通过制宪会议通过了欧式宪法,借用了西方津津乐道的共和制、议会制、内阁制、多党制等民主管理形式。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宪法取代了《古兰经》最高法典的地位,立宪政府取代神权统治已成为一种现实。其次,民商交易领域的法典化改革更为彻底。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制定了民法典、商法典,印度、黎巴嫩颁布了契约法或债法。这类法律,基本以法德日意等国的民商法为主要模式,新增了商业合同、信贷投资、保险业务等内容,使民商立法已开始突破了伊斯兰法原有体系及严格条规的桎梏。刑法、程序法与证据法的西式改革紧步后尘。以土耳其、埃及为代表的主要伊斯兰国家仿法意等国刑法,先后制定了相对体系完备、内容丰富的刑法典,一些国家颁布了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证据法等,其它相应形式的成文立法也正逐步在实践中得到具体运用。上述法典化改革,由来已久地反映着国法与神法的强烈反差与激烈斗争。传统伊斯兰教法将哲学思想、宗教教义、生活习俗融为一体,缺乏严谨规范的法律表现形式,与原则确定、法理深邃、成龙配套的西方法形成鲜明对比。法律的法典化标志着伊斯兰国家开始以西方化部门法代替诸法合体的伊斯兰法体系,探索着主要法律部门向系统科学方向发展的途径。
当代,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逐步认可了宗教与国家、宗教与政治分离的事实,改变着视宗教思想为唯一法源的理论。国家立法机关已制定了许多法律法典,构成伊斯兰国家法律体系的世俗部分;宗教法的适用范围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只沿用于婚姻家庭遗嘱继承等穆斯林私人身份案件;在宪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诉讼法等领域,则明显地抬高着世俗法的地位。这便形成了伊斯兰国家宗教法与世俗法的二元化,前者与宗教教义融为一体,旨在调整宗教信仰与私法关系;后者由国家机关发布执行,广泛控制政治事务、经济生活与公共秩序。

土耳其宪法首先宣布土耳其为“民主的世俗的国家”,废除了哈里发、伊教总法官与伊教教长制;阿富汗宪法规定沙里亚只适用于国家法律未覆盖的领域,国家通过完善司法制度逐步削弱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影响;叙利亚宪法强调各宗教一律平等,不以某一宗教社团名义治理国家;埃及、约旦、突尼斯、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先后进行政治改革,引入了议会、政府、军队、政党等世俗化政治制度。
上述伊斯兰国家宪法制度的演化,具有深远的政治社会意义:首先,宪政运动出台了明确的伊斯兰国家政体形式。传统伊斯兰教法从未对政体作出明确的规定,历史上的哈里发政权只不过是封建专制统治的一种表现,而当代宪法用国民议会淘汰了从未成为现实的宗教集团协议制;用总统、责任内阁代替了政教合一的行政机关;用公民权利义务规范补充了具有自愿色彩的穆斯林宗教义务。其次,宪法的制定集中体现了世俗政治集团的意志利益,其中包含着统治者的世俗化治国方针、原则策略、管理模式。在宪法中,国家管理的政治需要明显高于伊斯兰法的原则精神,统治者确立的是世俗权威而不是宗教的权威。在此方面,伊斯兰法与伊斯兰教有所不同。伊斯兰教是维系感情联系、普渡芸芸众生到达理想彼岸的圣船;而伊斯兰法却是权威的象征和表现权威的手段。第三,宪法的世俗化发展,削弱了宗教集团与宗教人士对国家社会的控制和影响。通过宪法的制定与实施,伊斯兰教的传统权力———哈里发、乌里玛、卡迪法院、宗教社团、宗教基金会———受到抑制,大多数国家神职人员演化为政府的工具,宗教学者创制法律的权威也遇到挑战。
伊斯兰法由随机出台、就事论事、权宜之计的经训和判例所构成,之所以膨胀成较为丰富的法律体系,也与世俗主义倾向有关。首先,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活动外还存在着行政活动,行政事务的世俗性,决定了调整行政关系的法的世俗性。统治者要使国家运转就必须设定一定的国家机关,处理国家政务、军务、财政及对外事务,颁行大量规范职权、任免官吏、治理城市、征收赋税方面的立法。因此,行政法规、军事法规、财会法典、地方法规等自古以来就属于世俗法的世袭领地。其次,伊斯兰国家除了精神生活外也有着物质生活,经济事务的世俗性,决定了调整经济关系的法的世俗性。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法律手段维护经济秩序必然列入议事日程。在经济活动中,国家、法人与公民完全以自身利益为法律决策的出发点,很少考虑相互间宗教信仰联系,因此,经贸法律亦成为伊斯兰国家法的世俗部分。再次,伊斯兰国家除了形成信仰关系外还需要保持国泰民安,公共事务的世俗性,决定了维护社会稳定的刑法的世俗性。传统伊斯兰刑法,犯罪无明确规定,杀人可作民事伤害处理,对违法者的惩处归结为取悦真主还是触犯真主,加之断手、削足、以石击毙等有悖人道主义刑罚方法,种种伊斯兰法的简陋笨拙性质为现代社会发展所不容。当代许多伊斯兰国家颁布了世俗化刑法典,接受了西方的犯罪定义,引入了重罪、轻罪、违警罪的划分,废除了肉体的报复主义的刑罚方法,使伊斯兰刑法趋向具有现实性、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最后,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法庭外还有着世俗法庭,诉讼活动的世俗性,决定了作为法律运行机制的司法制度的世俗性。早在中世纪,伊斯兰国家就建立了不同于宗教法庭的世俗法庭———听诉法庭。“听诉法庭审判权和沙里亚法庭审判权的区别非常近似于世俗法庭和宗教法庭的分立的概念”,“卡迪被看作是真主法律的执行者,而听诉审判官则是统治者法律的执行者”①。这意味着伊斯兰国家的司法体系比立法体系更早地实现了二元化。近代以来,一些国家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举措:土耳其废除了至关重要的卡迪法庭,成立了“尼扎米亚”的世俗法院;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巴基斯坦等国将伊斯兰法庭纳入国民法院体系之内,结束了宗教法庭与世俗法院长期并存的局面;尼日利亚建立了穆斯林上诉法庭,阿富汗形成了法官等级制度等。从此,伊斯兰国家司法体系的航船再也不由卡迪们把握轮舵。
伊斯兰民商法的现代化变革深入持久,标志着当代伊斯兰法正从精神圣坛走向物质领域,科技进步、工商实践是伊斯兰民商法发展的客观基础。在工业农业方面,伊斯兰国家开展了反封建性质的改革,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采取了企业国有化措施,收回了部分清真寺占有的土地,发展了公司、合同、股票、旅游、技术引进、物价控制等现代民商法的概念和内容。在金融体制方面,伊斯兰国家基本废止了有碍经济发展的“禁止取利”的戒令,形成了相对合理实用的信贷规则,准许国家官方信贷收取利息,授权银行通行利息原则,允许投资者通过佣金股权的形式取得一定比例的收益等。在税收制度方面,除天课外,伊斯兰国家对税收采取了较为灵活多样的法律调节方法,发展了土地税、产品税、所得税、增值税等其它国家税收形式,对沙里亚中无据可查的“新形式财富”由国家确定税率,并规定资本与个人所得法定最高限额等。在保险制度方面,几乎所有伊斯兰国家都放弃了对社会保险活动的限制,除人身、宗教基金、社会福利保险外,其它保险形式,包括事故保险、火灾保险、运输保险、船舶保险等,都被普遍采纳于各个商业领域,使战后保险公司招之即来。
伊斯兰法的现代化改革已渗入婚姻家庭领域,积弊甚多的私法关系正在渐进演变,由此而带来的观念上更新换代是伊斯兰法不断进化的时代象征。关于婚姻关系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结婚与离婚两大方面。埃及多次颁布法令,规定结婚必须符合法定婚龄,明令禁止重婚;土耳其宣布实行一夫一妻制,严格禁止一夫多妻;突尼斯法律规定若一个男子娶几个妻子,要坐最长可达5年的牢房。在离婚问题上,一些国家开始限制丈夫休妻的特权,规定离婚要按法定程序进行,由法院批准或宗教社团同意。关于继承制度的改革根本宗旨在于更合理地分配遗产,具体举措包括:规定前所未有的男女平等继承原则,保护配偶和直系女性亲属的合法利益,引进遗嘱继承和代位继承,维护孤孙子女的继承权,废除按传统的瓦克夫制度确立的家庭财产制,剥夺远亲的不当得利等。关于生活方式领域的改革已触及根深蒂固抱残守缺的传统习惯。大部分伊斯兰国家认可了妇女在政府部门与公共服务机关就业的权利,妇女受教育权也逐渐受到法律的保护,取消妇女佩戴面纱的禁令已通过倡导新式服装的呐喊实现,普及国民教育、开设女校、接管宗教基金的举措也屡见不鲜。

。从改革状况上看,现代伊斯兰民族国家社会制度形形色色,政教关系明显不同,伊斯兰法的内容与效力在各国也迥然有异。在各色各样的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最为激进,其明确宣布政教分离,废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庭,基本实现了法律的西方化、世俗经和现代化。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巴基斯坦、苏丹等大多数国家选择一条持中道路,一般保留《古兰经》根本大法的地位及部分传统伊斯兰法内容,同时由国家进行循序渐进自上而下的法律改革,谨小慎微地吸收外国法中的有益之处。沙特、阿曼、也门、阿联酋、伊朗、利比亚等国则相对比较保守,主张实施原旨主义教法,强化沙里亚对社会关系的制约作用,为宗教化政治统治提供着秩序框架。
伊斯兰法的西方化、世俗化、现代化发展体现了伊斯兰世界社会进化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标志着伊斯兰国家法律文化在经历了近10个世纪衰微后,迈开了至关重要的改革步伐。但在改革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寻求着一条中间道路,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交织,新的规定与传统法律并行。现时的伊斯兰法既不是中世纪古板僵化教条教义的借尸还魂,也不是任何形式西方世俗法的翻版,它已在跟随物质文明发展与维护信仰不变方面形成了妥协和统一。
以上的文章源自《伊斯兰法文化的变革与趋向》，作者：汤唯，出自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8.2

 

范例----沙特：

“沙里亚法”与世俗法的并存

二战后，原有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制度已经不能满足当时沙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费萨尔国王要求沙特的教法学家根据国家情况的变化在遵循宗教法的前提下考虑国家事务，负责对沙特王国立法提供法律评论的沙特王国大臣会议专家局局长纳菲萨赫则认为，国家在伊斯兰教法为覆盖的领域有充分的立法自由。①刘竞、安维华主编：《现代海湾国家政治体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页①

于是，在沙特产生了与宗教法并存的第二类法，或称世俗法规。这类法规涉及商事纠纷、所得税、商业登记、标准规格、工业保护、矿业、外资、企业、商标、银行、政府招标、土地分配、劳动保护、社会保险、投资基金、交通和运输事故等等。通常这类专门性法规均由沙特王国大臣会议制定，国王以枢令方式颁布。这些法规成为沙特王国司法制度的重要补充。

沙里亚法和专门性法规互相独立、互不统属，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和渠道执行。涉及沙里亚法的案件，由沙里亚法法院系统严格依据沙里亚法进行判决。此外，沙特王国还在麦加、吉达和麦地那设有高级沙里亚法法庭，负责审理比较重大的沙里亚法案件。法庭判决后，当事人不服判决可以向特别法庭上诉，目前全国有两个特别上诉法庭，分别设在圣城麦加和首都利雅得。全国法庭系统由王国司法部统一管辖。

涉及世俗法规案件的审理须按有关的法律在对口法庭进行。如商业纠纷案件统一在商业部下设的商业法院调解裁定；劳务纠纷则由按照1969年新的劳工法而设立的劳务纠纷仲裁委员会决断；政府各部与其承包人和供应者之间的纠纷由大臣会议上诉法庭处理，等等。

沙里亚法和世俗法的分离是沙特王国对瓦哈比派传统法规的灵活运用，它一方面弥补了因沙里亚法未能涉及领域所出现的法律欠缺，扩展了沙特王国司法制度的包容性和适应力，从而满足了沙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仍然维持着沙里亚法作为沙特王国司法制度主体的地位，同时避免了因教俗案件混杂交错，理断不清而导致沙里亚法群位的削弱。

90年代以来，沙特王国的司法制度又有新的发展。1992年，沙特王国通过并颁布三大法案，《基本法》、《协商法》、《地区法》。在《基本法》中，重新确认了《古兰经》和《圣训》为沙特王国政府权力的根源，同时国家法律的两大源泉。但基本法有明确规定，司法、行政、立法三权分立，国王为三权的最后裁决人。因此，世俗王权得到了强化。

②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 宗教与世俗

杨灏城 朱克柔 主编 人民出版社发行

2000年9月第一版 P84

 

 

范例—马来

　　　马来西亚人口中，主要是马来人，基本上信奉伊斯兰教。在以往，伊斯兰法院对伊斯兰法律的发展是严格受限制的。从等级体系上讲，民事法院（即世俗法院）是伊斯兰学说的更权威的解释者，1988年修改马来西亚宪法，对世俗法院和伊斯兰法院的相互关系有了重大变化，该宪法修正案（A 704，第8节，对第121条增加121（1A）条）规定，高等法院对沙里阿法院管辖的任何事项并无管辖权。原则上，马来西亚仍存在世俗法院和伊斯兰法院两种制度，但现在伊斯兰法院占有一个并行的而不是从属的地位，两者都有专有管辖权。对宗教法院的上诉可以提交沙里阿上诉委员会、沙里阿上诉局或沙里阿上诉法院。但两种法院的管辖范围仍然有重大区别。在民事案件方面，沙里阿法院仅限于结婚、离婚、分居、要求夫妻财产、婚生子女地位、监护、家属扶养，财产继承以及穆斯林的某种形式的信托财产等问题。除了个别例外，并没有对这些管辖权界限的改革。两方当事人都是穆斯林之间的合同诉讼也仍属世俗法院管辖。

　　伊斯兰法院的变化一般被认为“提升”宗教法院法官的教育资格、待遇和地位。在有些州，仅大学毕业生才能任伊斯兰法院法官，这与以前的做法大有区别。那时伊斯兰学校的课程在受教育的马来西亚人眼中并没有地位，自1988年开始，在国际伊斯兰大学开设一年制的宗教法官训练课程，其中强调对证据、民事诉讼和训事诉讼的学习。这些课程结合了英国法的内容。

　　在80年代初，公布了第一个有关律师在沙里阿法院执行律务的法律。一般地说，能在世俗法院执行律务并有某些伊斯兰法律知识者，就能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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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从1947年建国起，就对伊斯兰教在国家中的地位，有不同看法。它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伊斯兰积极派（Islamic Activists）和伊斯兰现代派（Islamic Modernist）。前者主张积极扩大伊斯兰法的地位，后者则对此抱消极态度，他们反对扩大伊斯兰法作用，其中有些人还鼓吹向西方化发展。早在1947年建国时，这一分歧就存在，因而巴基斯坦的宪法9年后才通过。在1949年制宪会议首次通过的《目标决议》（Objective Resolution）对伊斯兰教作了如下规定：“巴基斯坦政府是一个国家……伊斯兰所阐释的民主、自由、平等、容忍和社会正义应予充分遵守。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个人或集体都应使其生命符合神圣古兰经和圣训规定的伊斯兰和要求。”

　　但正如C.肯尼迪教授所指出的，“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旨在实现这一想象的机制却是有意识地软弱的、模糊的和规定得不好的。”

　　关于伊斯兰法的地位问题必然随着巴基斯坦各派政治斗争的发展而有各种变化。在80年代初，伊斯兰积极派再度得势，他们提出全面加强伊斯兰教法的计划。在刑法方面，他们主张对盗窃、酗酒以及性犯罪应处固定刑罚（hadd），这是古兰经中明白规定的刑罚。他们鼓吹私通应是犯罪。他们还要求全面修改巴基斯坦刑法关于肉体伤害的部分（如杀人、过失杀人、殴打）。积极派还主张修改程序法，改变证据容许以及宣誓等规则，鼓吹改革穆斯林的属人法，特别是改变有关离婚的程序、继承法、抚养法以及陪嫁物、有关儿童监护的规定。他们也要求消除经济制度中包括银行、保险和国际贸易方面的资本利息（riba）。

　　那时积极派最大胆的改革是修改巴基斯坦宪法，使沙里阿处于高于宪法的地位。这种改革当然是不易实现的。自70年代起，巴基斯坦政局长期动荡。

　　在80年代前半期，当时执政者采取了对伊斯兰教逐步改革的方针，这一方针的核心是联邦沙里阿法院（FSC）的建立，这是当时执政者在1980－1985年通过12个总统令实行的，它成为宪法第14分节中的3－A章。它的大体内容如下：

　　（1）联邦沙里阿法院具有对地区法院涉及总统新发布的伊斯兰刑法（Hudood）的有罪或无罪判决的上诉或复审权。

　　（2）它拥有巴斯斯坦公民或联邦或省政府提出的向任何违反古兰经和圣训的法律或法律规定的专有管辖权。

　　（3）它还拥有审查任何法律或法律规定是否违反古兰经和圣训的专有管辖权。

　　但这种广泛的管辖权受到了两方面的限制。第一，联邦沙里阿法院有关刑事案件以及宣告任何法律违反伊斯兰教的判决都应从属最高法院沙里阿上诉庭的上诉。其次，更重要的是，联邦沙里阿法院的管辖权受到宪法第203－B的限制。结果是上诉法院关于203－B条的解释使联邦沙里阿法院的管辖权在许多重要的伊斯兰法改革中被否认。

　　在80年代下期以及90年代，随着巴基斯坦政局的变动，有关伊斯兰教法的改革也起伏不定。因此，正如C.肯尼迪在其论文中指出的，“在缺乏政治领导或社会公认时，伊斯兰法改革的内容和范围的真正决定在于上级法院本身。从整体来讲，关键问题是法院对它们就‘违反伊斯兰教’问题的管辖权的解释。”

 

结尾：提出自己的结论和观点：伊斯兰法的世俗化发展是法律全球化的产物，体现了伊斯兰世界社会进化的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标志着伊斯兰国家法律文化在经历了近10个世纪衰微后,迈开了至关重要的改革步伐，这就是伊斯兰教的与时俱进的表现。但在改革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寻求着一条中间道路,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交织,新的规定与传统法律并行。现时的伊斯兰法既不是中世纪古板僵化教条教义的借尸还魂,也不是任何形式西方世俗法的翻版,它已在跟随物质文明发展与维护信仰不变方面形成了妥协和统一。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律全球化=伊斯兰世界必须面对的发展趋势，其次提出全世界有56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主要分布于中亚、西亚、北非、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法形态成为当今世界法律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伊斯兰教国家之间对国家利益的相互认同或部分认同的必然结果，应当受到充分的理解和重视。然后重点点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体制是如何将伊斯兰教法和两大法系的法律同时融合在伊斯兰教国家。最后，指出，法律全球化不是世界法律大同主义，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国都必须接受同一的法律模式，伊斯兰国家就在强调宗教法的基础上作了相应的融合。